[主持人]我们知道这帮孩子是来自遥远的边疆、高原、山寨来到大连，远离父母，初次在外。在您看来，他们最需要什么？

    [邵春亮]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给他们的关爱，我觉得我做教员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教育的终点也是爱，没有爱的教育就是荒冢，课堂上没有爱是不行的。我真的觉得一个充满爱心的学生的路一定是非常宽广的，而且是充满彩色的。所以我觉得给学生最多的应该是爱，他们生了病你要到医院去看他们，他们甚至得了传染病你仍然要像他爹、他妈一样去爱他。要知道传染病任何一个爹和妈不会想到为了自己不看我的孩子，我同样的，学生就喊：老师你别进来，你别进来，这个病是传染的。我就好像没听见一样往那儿走，所以有时候学生自己也很感动的。实际上这种不是用语言表述的，用行为表述的东西我觉得是最深刻的，而且也是最容易成功的。

    [主持人]但是这种爱要坚持下去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老师觉得这种爱传递下去非常的不容易。

    [邵春亮]父母爱自己的子女是血缘的关系，教师爱学生是天职，当人家叫你一声老师的时候就把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了，你成为人家的老师你不给予学生爱你还是称职的老师吗？我说得极端一点，你就别吃这碗饭，如果你要做老师就要给予学生爱。

    [主持人]每个古尔邦节您在家里都要摆上“流水席”，连续几天轮流把全班的几十名学生请到家里撮上一顿，这好像形成了传统，您是怎样想到要办这样一个“流水席”的？

    [邵春亮]因为古尔邦节对维吾尔族来讲就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是最大的节日。我刚开始认识得都不深刻，我记得他们的第一个古尔邦节恰恰是我那年第一次买了一个彩色电视，那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而且要凑足钱去买回来，那是87年的红楼梦电视剧第一次上演，本人是一个红迷，那时候我也拉同学来，刚好很快要过古尔邦节了，后来我去新疆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在一个大学的教工的宿舍区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每家们前都要杀羊，我非常激动，因为在我们这里好像是很难想象的，这足以证明他们对这个节日是多么重视的。

    应该说80年代的物质是比较困难的，那时候我就记得40多个学生每个人都到家里去吃饭，我的房间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得让他们一批一批的来，现在回忆起来这都20多年了，我真的觉得当时自己还是很勇敢的，要兑现这种事情的话真的挺难。当时家里的人包括我的老伴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我，那时候我下灶还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拜托我老伴去做了，后来我就开玩笑地说：我老了。

    古尔邦节大家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友谊、这种团聚、这种过年的氛围是任何的交谈和语言所不能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