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巨擘前天同时去世，曾经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文化天空寂寥了。“中国从此再无大师”，这一来自网民的痛心与遗憾，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的良心。昨天下午，记者特地采访了95岁高龄的教育家徐中玉先生，他被称为“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名誉主任。当记者以网民提出的“大师”话题就教于徐先生，他深表遗憾地说：“大师去一个少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产生新的大师。”
为什么？徐先生说，学术问题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五四新文化精神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
做学问不能看别人脸色行事
“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
徐中玉先生说，几个月前他收到了季羡林老先生送给他的几本书，书中有些内容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他的一些观点我深有同感。比如他说，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为什么我认为他说得对？现在平庸的人很多，真正读书的人很少。多数人也并不真正在做学问，他们炒冷饭、上网抄袭，心态浮燥，风气不好”。
徐先生认为，“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现在的学术发言环境比过去好多了，可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犬孺主义，不敢把自己的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有些是过去搞怕了，有些是胆小，但你在学术界，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成研究的。季先生说的学术和心术有关，就是这个意思。”
大师不喜热闹不随波逐流
“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一份坚守”
徐中玉说，大师不会盲从追随所谓的“主义”，做学问要多一些求真务实的东西。比如早年从国外引进的文学方面的各种主义，许多都是空话，很少符合中国的实际。也许这些“主义”在国外曾经有过更好的作用，但胡乱介绍到中国来，除了看起来时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用处。他说文艺界报刊的许多大篇文章，都是些不切实际的空话。
他谈到了2003年去世的施蛰存先生。他们于上世纪30年末相识，1952年中国大学院校调整时，他们又一同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他说施先生之优秀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个独立特行的人。1930年，施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文的著名论战，那场论战中鲁迅骂施先生为“洋场恶少”，这对他之后数十年的坎坷人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施先生并不因逆境而放弃独立思考，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徐先生说，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一份坚守，因为坚守才能得到尊重。
“季羡林先生送给我书，我读了其中一些文章很有感触。鲁迅先生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季先生很不赞成这个说法。梁实秋讲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有他的道理，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不要扯到政治上去。季羡林先生反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难道因为鲁迅先生对梁实秋有过意见，梁实秋就应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么？这就是季先生的独立思考。”
从认真读书认真思考做起
“所有大师读书思考都能遗世独立”
正当中国大学教育进入百废待举的1978年，徐中玉先生迈入人生晚年。这时的大学语文课已中断30年，徐中玉应邀承担起了重构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重任。30年来，举凡中国大学生，无人没读过由他主持编写的大学语文课本，其第一课《关雎》，激起了无数青年学子内心的美好情感。
徐先生认为，学问的养成，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精典阅读。所有文化上有所成就的人，都经历过精典阅读的阶段。现在真正读书的人不多，没有什么阅读量，也就是说以现在青年的阅读量，大多数人都是不够的。少量人可能够，但他们又会面临社会环境的考验，是看重钱多一点、机会多一点，还是潜心认真做人、做学问？所有大师在读书和思考时都是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只有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才能研究学问。
他以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书看得多，资料积累得也多，他读书是最深刻的，因此眼光也很深。有人说，他的记忆力比一般人强，过目不忘，其实一个人哪里可能记得那么多，他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是一笔一笔抄写下来的。这些卡片不光记录了重要的书籍内容，也记录了他当时的思考。我们年纪大的人做学问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现在用计算机了，方便很多，但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机器不能代替人的思想求索”。
大师做学问是把各学科打通
“许多大师青年时代都聆听过前辈大师的课”
徐先生说，去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他们是多年老朋友，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多交流。“王元化是一个很严肃认真对等待学问的人，他是文史哲打通做学问的。他写文章不是随便写的，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同王元化交谈总会令你有所收获”。
徐先生说，他早年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书，听过《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的国文课。有机会聆听大师或名师授课，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过去的大学，著名学者和文化人都是大学课堂最受欢迎的人。许多后来成长为大师的人，在青年时代都曾聆听过前辈大师的课。尤其是教大一国文的，过去都要聘请最博学的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是朱光潜、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这两位大师对季先生产生了终生影响。从1978年起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后，早期许多大学都让著名教授学者上这个课，现在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了，徐先生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