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开始，北京高校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寄送投递，高考的后续工作也将接近尾声。此前，“小升初”、中考，每一场考试都揪紧了家长和学生的心。教育总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在“教改应向医改借鉴什么”这个议题上，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36.3%的网友认为，教改应该首先向医改借鉴“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举行重大问题的民意调查和充分的利益博弈”。
　　 今天，与医改分量不分伯仲的教改业已进入了全民动员的时代。
　　
　　妈妈们的“焦虑症”
　　
　　 报社同事的一家最近很焦灼。女儿一反常态，在中考后仍然认真看书，同事将其解读为“是怕自己没考好，父母责怪”。至于没考好的后果怎样？他们不愿意多想，一想就头疼。
　　 6月24日～26日持续3天的中考，结束了北京市9.5万名初中生3年的初中生涯，也为他们此前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划下了句号。在中国，这意味着教育将出现分流：一部分去往普通高中，一部分去往中专、职高和技校等，剩下的一部分则直接进入社会。但这3条道路分配得并不均匀。据预测统计，今年北京市普高录取率约为66%，占了近七成名额，剩下的三成才由“中职道路”和“止学道路”共享。
　　 在吃过“没文化”的亏后，今天中国家长的普遍观念是――教育乃头等大事。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教育，以便未来有个好的归属。事实上，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也在恢复高考后的30年里日益呼应这一理念。去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发布的《2007届毕业生薪酬调查报告》显示：学历成为影响大学生起薪水平的决定因素。其中，大专生的起薪全部在3500元以下，平均月薪为2307元；本科生大多分布在2500～3500元之间，平均月薪为2767元；66.2%的硕士生的起薪主要集中在3500～5500元之间，平均月薪4317元；而博士生有60%的人起薪在5500～6500元之间，平均月薪5731元。明显的梯度分布反映出“高学历换高薪工作”的事实，而在这样一种“重文凭”的社会共识中，升入普通高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家庭的普遍选择。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几乎成为一个默认选项。
　　 然而，升入普通高中只不过是“中国式教育”理想链条的其中一环，如果将其概述完整，则由学前教育的幼儿园始，跨越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最后借由高中进入高等教育的大学。链条上的每一关都不简单，即便在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体系里，也充斥着乱象。“划片根本读不了好学校，推优也只是个条件，必须报了学校的奥数班才能获得该校点招资格，否则成绩再优秀也没用。”一位刚经历过自家孩子“小升初”战役的妈妈跟记者如此描述。直到去年12月之前，这位妈妈都以为自己孩子足够优秀，可以等着好学校来点招。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不动用点社会关系、不花费点“必要”的钱财，所谓的“点招”，门儿都没有。所以她从去年12月开始，四处跑动“运作”，寻求意向学校的点招资格，终于在今年6月如愿获得，“虽然还是不甘心花了那么多钱，但好歹定下来了。”这位妈妈最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其实，不只“小升初”，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些家长甚至表示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发愁孩子的受教育问题。
　　 “推优”、“点招”、“共建”……这些名词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绝不陌生。现实状况是：
　　 中国家长的忧虑不在于是否可以接受教育，而在于是否能够在教育链条的每一个环节让自己的孩子脱颖而出――这就使问题骤然变得困难了。如前所示，今年的北京市中考普高录取率虽在66%，示范性高中即通俗理解的重点高中的录取比例却只有30.5%，进入一个好学校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推理依然没有变：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金字塔进程中，每一个环节如能争取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则孩子下一步向更优异资源挺进的可能性就更大。光这一点，就促使很多家长尽其所能动用社会关系，心甘情愿地花额外的钱来换取哪怕一次不完美的机会。一面是挣扎在各种直接或变相应试压力中的孩子，一面是为了使孩子在选拔过程中顺利晋级而使尽浑身解数的家长，中国的教育里拼的是孩子和家长的双重“实力”。
　　
　　硕果累累而又“罪状”连连
　　
　　 “小升初”的鏖战刚刚落下帷幕，同事一家的焦灼在7月6日的中考发榜日前还将持续，各地高考状元的笑脸已经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而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走完中国式教育全程的大学生们却发现，求职正在变得越来越难。
　　 年初的统计数据看起来触目惊心：广东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为7.61%，甚至不及专科毕业生的8.43%，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四川、江西等地。调查显示，本科生不仅就业率年年下降，起薪水平也已跌至2000元以下，相比2000年已经缩水1/3，如果算上通胀因素则更甚。而自2006年起，就有大学生在高校招聘会上打出零起薪应聘的招牌，如今，这一个案却有普及之势。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多年的教育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为何现在社会开始无法尽数消化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人才？
　　 教育，在经济学中是一个有正外部性的典范。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的经典阐述是：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则认为：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如果从这两点看，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中国已经达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初等教育迅速得到普及。截至2007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约1.6亿人，小学在校生约为1.06亿，初中在校生约5736万，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同时，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1%，教育人口约占世界的26%（其中学历教育约占22%）。相比改革开放之初连五年制小学都未普及、每年产生大量新文盲的情况，今天中国的国民素质确实已跨越了一个高阶，全社会也已经形成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良好氛围。从规模扩大这个意义上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高益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确实取得了累累硕果。
　　 同时，教育公平等体制性问题也被正视。记者在采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程方平时，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于思想的解放。1985年时，在教育界讨论教育规律仍被视为大逆不道，诸如“以人为本”的思想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依法治教、教育公平等思想仍未进入教育理论界的探讨范围。如今这些思想和理念或已立法，或已达成共识，或可在公共舆论中讨论探索。“现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在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了。”程方平说。
　　 但教育依然让人不满意。网上罗列的中国教育几大“罪状”，汇聚在费用高、分数至上、与就业脱节等方面。看似不相关，实际上或可归纳为体系内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与体系外的社会评价标准畸重。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几乎贯穿中国教育的始终。不仅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市内部也存在部分学校垄断过多优质资源的现象。近年来持续升温的“择校热”、“无名有实”的借读费等现象恰恰反映了这一现实，导致本应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变得成本高昂。高等教育阶段同样存在资源的不均。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先后“炮轰”清华、北大，问诘财政投入在高校间的分配不公。其后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某次论坛上指出中国90%以上的公办大学比例太高，应该大力发展民办高等学府。事实上，公办高校不可避免的行政化问题已经产生出诸如“学术腐败”等新的教育问题。此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投入不均、各类教育间的融通门槛等也都是教育不公的表现。
　　 整个社会“唯大学生至上”的评价体系也在无形中助长教育的不合理发展。大学生相对社会的产业结构来说有“过剩”之嫌，而职业技术教育则营养不良。程方平说:“在国人的固有观念里，职业技术教育好像是没法进入普通高中或是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持学术性学习的孩子才选择的。办教育和受教育的人心态就未理正，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他告诉记者，在国外，职业技术教育往往是和经济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人群承担着把研究成果变成现实的重任。然而在中国，读职高的孩子就像是被学术教育甩出来的次品，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要想再进入其他类型的教育也存在诸多限制。而高益民则认为，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还需再思考：不是盲目地大力发展而是应该仔细研究到底要办怎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关键在于摸索出一套切实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
　　 实际上，高益民将教育改革的所有问题归结为中国仍未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难以自由、主动地发展，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难自由、自主地探索。在通过普及基础教育实现了“量”上的突破后，教育中“质”的问题始终难获解决。
　　
　　“装修”前期待“装修”后遗憾
　　
　　 2009年1月7日，教育部公布从即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广集众智。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上，这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第一次提前公开，目标直指民力。
　　 截至2月28日，教育部共收集意见建议210多万条。其中，“高中文理分科”、“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农村教育”等议题引起了从专家、教师、学生、家长到网民的热烈讨论。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张凯军甚至提交了一份长达１.7万字包含100个要点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参考备忘录》，内容涉及教育的基本原则、各个阶段教育、招生考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多方面，观点鲜明，自成体系。
　　 问计于民，继医改之后成为教改攻坚的新手段。教育问题同医疗问题一样，是一个民生问题。程方平说：“教育并非架空，它和很多制度相连接。所以解决教育的问题不能用西医那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而要从全局角度来看。”而关乎全局亦涉及全民，民意之重，不应止于品头论足，还应做些制度探索。高益民也建议：国家应在保障教育基本面上的规范之外，尽量避免过多干涉，而是为教育的自主创新留下充分的空间。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教育问题的阐述则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基础性地位之上细致到了各个具体环节。如：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等。在这些具体的教育薄弱点上，往往是地方首先迈出探索的步伐，实践教育创新。
　　 2005年，就我国教育中尚未引起充分重视的终身教育问题，福建省率先出台《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规定了国家公务员等11类人群为终身教育的对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终身教育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一立法弥补了教育法相关领域的空白，保障了学龄之外公民的受教育权。
　　 安徽铜陵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典范。在这座城市，“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择校热”的消除在于2005年后铜陵市委、市政府率先提出了“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并立足本地实际，开始调整城市中小学教育布局，整合教育资源；合理调配优秀校长和教师，加强薄弱中小学建设，鼓励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特色；坚持依法办学，严格执行小学和初中“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保障生源的均衡分布。在这些措施后，铜陵率先成为“无择校城市”。
　　 这些地方试点虽未发散到各地，然而一旦成功就为下一步制度探索提供了实践依据。在程方平看来，哪怕不成功，舆论也要客观看待，为其留足空间。“因为改革的过程就像装修房子，装修时是一种期待，装修完后又有新的遗憾。我们的制度一直在朝更高目标前进，但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理想是绝对的，我们追求的只是相对合理、相对进步。”基于此，他总结教育改革仍然“还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无疑是汇聚了更多民意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