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新京报》一篇题为《重庆其他29名未现身造假考生被疑“背景更深”》披露“继重庆石柱县副县长汤平之女民族成分造假之后，重庆市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更改民族成分的事实再度引发广泛批评。然而，他们只是重庆31名“假民族考生”中的两名，对于另外造假的29人，重庆市联合调查组一直讳莫如深。”

　　高考是检验“十年寒窗”考生学习状况的一种载体。在公开、公正、公平的考场上，每一个考生都尽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份份满意的答卷。然而，近些年，考场之外的复杂因素与“高考经济”的碰撞，在一些人唯利是图的肮脏思想里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复杂可怕的“高考景观”，在钱权交易和腐败现象的“围追堵截”下，高考已经变成了某些人耀武扬威，各显神通为考生达到“预期目的”的交易平台，为取得功名，高考造假也就应验而生了，不足奇怪？

　　我们高考管理部门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高招部门难道也不知道？在某些利益的驱使下，民众的质疑已经显得苍白，而高考造假依然我行我素，为非作歹，坑害考生。管还是不管，这已经不是一字之差，更多是这些部门也“左右为难”，其背后正在遭遇某种权利和金钱的指使，甚至，一些负责高招的官员也遭受某种压力和环境影响，陷入被动之中，卷进这场波及整个高考造假的漩涡中，自拔不能。

　　当下，重庆高考出现31名“假民族考生”现象令人吃惊。而震惊之余，也暴露了高考背后的利益交易，同时也使高考体制上出现了巨大的“地震”，其现象带来的不仅仅是吃惊，更多是反映了我们高考体制上必须注意而应该重视的问题。如果此现象再泛滥成灾，那么其害不单是个别考生，更是我们整个高考体制上的沦落，既失信于民，也使考生的心灵蒙上无比的精神创伤。

　　开出“良药”还得有“良医”，拯救高考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一时的事情，更是一项长远而复杂的任务。如果我们有关责任部门不正视此类现象，不及时堵住问题的根源，不出台应有的遏制办法，那么，今后甚至将来，高考总有一天会步入一团糟的尴尬境况，我们的民族教育将丧失民众的支持，更多不愿参加高考的考生将远离高考，另择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