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省的高考“权贵加分俱乐部”引起了公愤。浙江省2009年的高考体育类录取政策规定，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等项目团体或个人前六名的学生，可享受20分的加分优待。

这给有钱人的孩子上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方便。比如，参加航海（建筑）模型要交600元报名费、1.5万元培训费，因为费用门槛高、参加的人少，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前6名的成绩。这笔费用大约相当于一名普通高中生的3年教育费用的总和。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高二、高三的19名学生中，有13名家长分别是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市交警支队科长、市教育局科长、绍兴一中党委书记、绍兴一中分校党委书记、绍兴一中分校副校长、古越龙山股份公司董事、绍兴汽运集团公司副总、昌安实验学校校长等，其余6名都是教师子女。

记者调查发现：2008年高考，浙江省考生成绩每增加一分就可以超过200多名竞争者，总成绩加上20分就等于超越“千军万马”。浙江省2008年体育项目加分的438名学生中，来自“三模三电”的就198名，约占45.21％，主要集中在杭州市萧山区、绍兴市越城区、台州市椒江区、慈溪市和苍南县等发达地区。

而更为严峻的是，中国教育的这种贫富分化不只是一个省的个例。2007年前后，北京的教育经费投入一般都在人均5000元以上，崇文和西城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区，人均学生投入在万元以上；而在2009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可见实际农村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还不及北京的十分之一！

这样的不公平当然有严重的后果。虽然中国政府早已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几年前湖南省有关部门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5亿多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

以上种种，应该已经是旧闻了。但奇怪的是，这些旧闻所揭示的教育政策的失误，很少被认真讨论。众所周知，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有胜有败。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承认这种竞争的结果，保护私有财产，不可过分地通过政治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任何健康的市场经济，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自由竞争的起点相对公平。这种起点的公平不可能经市场而自然形成，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

而教育平等，正是这种公共政策的核心。第一，从效率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越能“唯才是举”，让优秀的人得到培养，充分发挥出潜力，这个社会就越有竞争力。有了教育最大限度的公平，一个聪明勤奋的穷孩子就可能经过个人努力而获得一个既平庸又懒惰的百万富翁子弟所不可能企及的成就、地位和财富。这样社会才能优胜劣汰、不断进化。如果一个社会让未来的盖茨、巴菲特在贫困中自生自灭，这个社会就迟早会退化。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教育的公平给了穷人靠自己奋斗改善生活的机会，自动缓解了贫富分化，从而减少了政府救助的必要。这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的最有效的办法。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上普遍通过政府权力抑富扶弱。比如，富人的税金要花在穷孩子的头上，富孩子和穷孩子竞争名校，一般而言穷孩子即使分数稍微低一点也可以把富裕的竞争者挤掉，并且得到那些分高的富孩子得不到的奖学金。

当然，即使是这样的政策，也不能彻底解决现实中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过这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政策目标，而在于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技术障碍。比如，美国是地方自治的体制，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出自当地的房地产税。结果，富人区房价高，税金多，学校经费充足；贫困地区房价低，税源枯竭，学校只能为无米之炊。虽然联邦和州政府有各种补救扶助措施，毕竟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中国则有较强的中央权力。在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具体的拨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怎么会坐视城乡教育经费差距达到几倍？究其原因，还是政府没有教育平等的政策目标。

所以，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教育平权。这个平权的基本精神是：每个孩子都享有同等数额的教育经费。富家子弟需要更优异的教育，那就自己花钱上私立学校。但是，上学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在美国，穷人区确实不如富人区的学校好，但基本的教育条件是有保证的。比如，上学有校车接送，贫困家庭子弟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甚至书本费等等也可能获得资助。

中国完全应该由中央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一个孩子一年的教育行政经费为5000元，要求地方政府保证。在贫困地区，中央给予特别拨款；富裕的地区则不予拨款。而且这笔钱必须专款专用，账目公开，随时接受地方人大、政协和各种民间组织的监督，甚至每个公民都有权过问。挪用此项专款的地方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以中国的政治结构，这样的措施落实起来难度并不大，只要政府有决心。

发达国家的教育是向穷人倾斜，教育成为减缓贫富分化的主要手段。中国的教育政策则是向富人倾斜，教育不仅没有缩小贫富距离，而且在制造贫富分化。在那些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孩子中，不知道有多少潜在的盖茨、巴菲特。如果中国让这样的人才当一辈子农民工，中国的希望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