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4年出生在西藏江孜县的一个农奴家庭，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西藏仍处在封建农奴制社会, 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社会制度。就像电影《农奴》所反映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地区百业凋零，经济社会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毫无人身自由。在那种状况下，我度过了本应无忧无虑但充满凄苦的童年时代。

　　接受启蒙教育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9年，一直是两种政权并存，1959年进行了平叛和民主改革，1965年自治区才正式成立。这10多年里，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争取人心、感召群众、建立政权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群众看到了许许多多新生事物，逐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改变悲惨生活和个人前途有了新的期待和憧憬。

　　我个人也在这个时期受益。就教育来说，在江孜，有过一些私塾，但是在这些学校学习的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大商人、富豪的子弟，穷人的子弟寥寥无几。1953年，江孜分工委成立江孜小学后，各私塾出于自己的目的，千方百计与江孜小学争夺学生。这样，1959年以前，我在私塾和江孜小学都断断续续上过学。1959年以后，才在江孜小学稳定就读。当时自己虽然已经15岁，但作为农奴的子女接受正规教育，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所以，自己十分珍惜，也很认真和用功。

　　现在回过头再看，后来自己能够逐步成长，与少年时代在江孜接受的良好教育密不可分。当时在江孜小学，60—80%的教师毕业于复旦大学，还有一些毕业于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从名气那么大的学府出来，满怀热情奔赴高原，在最基层的小学校担任教员，就是今天也不多。这些来自祖国内地大城市的汉族教师，不仅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很强的责任心、很好的教育方法，而且为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提高教育效果，他们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自学藏语文，用藏文授课，许多校领导和教师的藏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的确让很多当地人士和群众非常钦佩。所有这些，也使藏族人民亲身感受到民族间的亲情关系，不断加深了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情，从中也可以看出，党对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高度重视，是真心实意关心少数民族同志的成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制定的。1956年毛主席在与西藏上层人士谈话时，就说过，“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人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充分体现出毛主席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怀。时间越久，经历越丰富，我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认识也越深刻。

　　2001年我率西藏文物展团去上海，以及2003年初我率日喀则党政代表团到上海衔接受援工作时，都见到了我的一些启蒙老师和后来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看到他们满鬓白发，听他们说起难忘的往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是他们把青春无怨无悔献给了西藏，也是在党的教育下，在他们培养下，和我一样的许许多多出身农奴的藏族干部，才学到了知识，逐步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