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提出问题。台下，大学生、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在认真聆听。整间教室里没有一个空座，挨着墙壁的一圈人或站或坐，门口还不断有人挤入，在人群缝隙里探出半个身子。几个身穿高中校服的学生快速从后门跑到第一排，在座椅之间的走道上找好位置，挨个坐到地上。

　　这是复旦大学近日举办的一场讲座的盛况，讲座题目是严肃的：《人是怎么不见的——上海高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讲座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和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参加点评。

　　演讲的主角黄玉峰则是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演讲开始前，他刚刚从邓正来手中接过了高研院兼职教授的聘书。

　　邓正来介绍，中国社会的深度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小学教育，研究人员很少与学生、家长以及基础教育体制直接打交道。他说，“这很可能是高等院校，第一次邀请一位中学老师做兼职教授。”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快乐幸福，却给人带来痛苦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没有哪一个教师说教育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哪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山西一所中学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杀害；因为考分压力大孩子弑母……黄玉峰经常看到类似的事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

　　黄玉峰一直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自由地生长，让人性升华，让人快乐幸福。但许多事实反映出教育给人带来痛苦，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在他看来，有五条绳索捆绑在孩子身上，使“人”消失了。

　　“首先是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黄玉峰总结了功利主义的两个方面。过去是政治挂帅，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着眼点在于人是机器，是螺丝钉，这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后来是分数挂帅，一切看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成了分数的奴隶。“进入高校以后人们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这是一种个人功利主义。”

　　黄玉峰提到6岁的窦蔻出书事件，当时许多媒体在宣传一个概念：“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他写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定输赢》来反驳，“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国家讲人要做螺丝钉，但人人又不愿意做小螺丝钉，所以竞争很激烈。”他分析，功利主义是从上到下的：“教师要服从校长，校长要服从教育局长，局长要服从顶头上司，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名誉的、地位的这些功利主义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天一天让他们痛苦起来，从小就有巨大的精神压力。每天很多孩子在厌学，甚至用伤害教师的方式来反抗。”

　　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功利主义通过应试教育实现，如今应试教育究竟怎么回事？”黄玉峰举了一个例子：考试中，学生富有灵气的回答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最好的能得及格分，稍差的统统不及格。”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专制主义：“高考指挥棒训练人揣摩出题人的意图，长久训练以后，明知这样答不对，但学生仍要去迎合，这样人格分裂对学生危害很大。”

　　黄玉峰认为，专制主义的教育造成许多缺失，包括同情心、独立精神、自己的想法等等。“学生从小时候起就学得很苦，但到了高中以后还是‘空如洗’，所以复旦大学要搞通识教育。其实很多书都应该在初中、高中就看，应该做的都没做，学生们都被习题占有了。”

　　再一条是猖獗的训练主义。专制主义通过训练实现：“要很快达到目的，实际上搞的是教育大跃进。”黄玉峰看《学记》里讲“学不躐等”，意为教育不应该超越当时的阶段，但现在的教育是反其道而行之。

　　黄玉峰认为，高中最要紧的是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包括汉语的认字、识字系统，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和母语文化认识系统。“现在语文课教成外语课，外语课有语法，语文课也变成语法课。其实语法是外加上去的，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意见。”

　　黄玉峰认为，最糟糕的是，人们常常把意见等同于知识，“考题出得再好，判断对错，也是一种个人的意见。知识像历史朝代，是不能动的。知识和能力有区别，但知识总是要掌握的。”

　　黄玉峰曾经教过苏步青的孙女，他还记得家访时苏步青的意见：“要宣传一下，小朋友一二年级的时候，数学不要学得这么深，玩玩就可以了。到了一定年纪，随便讲一讲就通了。这个时期为什么不让他们背点经典？”黄玉峰感叹：“训练主义害了很多人，使得我们没有思想，还谈什么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最后两条绳索是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是理论层面，后者则是操作层面。“与其说教育是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对象是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科学是验证的，某种条件不变的。”黄玉峰提到教师考评不合理的标准：上课时提了几个问题，师生互动怎么样，PPT用得怎么样等等，“完全是死的步骤，最好讲完后下课铃刚好响起。”还有的要求发表论文：“不管文章是豆腐块或者豆皮，只要发表了就行。”这样 “科学”地考量后，教师评上级，报纸还要宣传，“这是把人看成了机器”。

　　黄玉峰对英国教育学家怀德海的话深有感触：“中学阶段应该伏案学习，大学再站起来，四面瞭望。”他很遗憾，“现在学生在大学里还不得不继续伏下去。”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

　　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

　　面对基础教育的困境，很多人说没办法。多年的实践，黄玉峰探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大环境不变，我们有小环境。教室门一关，我就可以说我要说的话，做我要做的事。”

　　语文课本发下来，“薄薄的”，于是黄玉峰就自己增加文本。有些课文，学生看看就懂，他就不讲，“有的读一遍，有的要一句一句讲”，把文本细分开来。另外，还抓学生的泛读和精读，班级出刊物进行交流。有机会就搞文化集训，每年总要有两次，持续天数不等：“听听学者们的声音，让大家震撼一下。”

　　黄玉峰带学生出去，“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找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

　　“总之可以做点事情。”黄玉峰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教育，现状能够有所改变。他总结了两句话：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水平真正提高了以后，学生对应试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次高校自主招生，黄玉峰教的班上有十多个学生分别通过了复旦和交大的面试。加上一些学生出国，剩下的部分学生，黄玉峰认为他们“考一考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实质是时间争夺战

　　黄玉峰演讲完后，几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的弊端究竟是什么？人们常概括为应试教育。而王德峰认为：“应试教育并不可怕，问题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占据、剥夺了中小学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问题的实质是时间争夺战。”

　　王德峰假设了一种情形：学生用半天时间“就像在一个工厂里边，被无情地训练。这也是锻炼意志嘛，然后把另外半天还给他们”。这半天也许在弄堂里打架，在看文学作品，或者跟着黄玉峰讨论李白、杜甫，也可能做家务，去学工学农，“这就有健康成长的可能”。

　　“黄老师讲的五个主义中间，第一个功利主义是根源，其他四个主义是从这个根源中产生出来的桎梏。”王德峰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制度困境的前提是成人社会的转变，“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它的现状，是整个民族成人社会的一个缩影。”功利主义把基础教育变相地、隐形地产业化，导致学校之间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什么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在一个隐形的基础教育市场上地位牢固呢？因为家长需要，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没从‘四大名校’毕业。家长是个成人社会主体，成人社会是社会主体，教育的功利主义来自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王德峰略显激动地说。

　　骆玉明提到，有媒体邀他写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他回答：“教育这个东西，可谈的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都不可谈。”这是因为“教育问题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问题”。他感觉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紧张，人们的警惕心越来越强，似乎从老师身上谋取利益、获得机会的学生多了。”

　　邓正来则提出了教育制度的共谋结构问题：“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决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但我们不知不觉地会说是教育的问题，像应试的问题、高考的问题等等。我们不要忘掉，作为学生，在这里面干了什么；作为家长，在这里面干了什么；作为教师，在里面干了什么；作为社会一员，我们干了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共谋的结构。我们都在帮这个结构做一件事情，我们撇不清了。”

　　为什么撇不清？邓正来说：“因为有我们的利益在里面，有我们亲人的利益在里面，有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在里面。这么深的一个共谋结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另外还有一点要反思，“我们都深陷于这个共谋结构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去做出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