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温元凯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都由当时的校长推动迈出了改革步伐。但90年代以后，哪一个大学校长、哪一所大学作出了真正的改革，“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哪里去了”？

是啊。

透过近些年收费改革、扩大招生、并校扩建等看似轰轰烈烈的高校跃进运动，蓦然回首，我们真的没有发现“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尽管有一个个“工程”在努力塑造“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却发现大学的精神已经陷落，不知道哪所大学体现了“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气质。

90年代后，大学有一个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阶段。这到底是思想已经不是问题，还是思想已经不可能是一个问题呢？问题摆在这儿吧，但显然的是，与这一时代相应的便是“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场”，大学官场化加速度推进了。此后，衡量大学的已不是思想和学术的产出，而是论文数量、教授与学生的人数，还有营运收入。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董健感慨“灭史断其根，灭教绝其后”，指出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最容易产生“恶”的东西在教育里结合，使教育失其本义，叫人民望而生畏。他说，“1990年代初，我接触过教育主管部门的某些领导，听过他们的不少‘训话’。……在办大学的理念上他们僵化得很，可以说毫无现代意识可言。……他们利用手中的‘权’把教育商品化，把学校产业化，硬叫学校去‘创收’。”

不难看出，权力在大学沉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驯服了大学管理，而且将大学放到创收的战场，同时又限制社会参与大学教育的形式与深度，从而确保大学成为精神上归顺权力，而行为上瞄准金钱的机构。

中国科技大学另一位原校长朱清时的离任感言，大概可以部分地回答温元凯的问题。2008年9月，朱清时离任时说，不要问我做了什么，要问我没有做什么。他说，10年校长任职中，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

朱清时所说的争项目、争经费，无非就是大学向权力输诚，项目和经费掌握谁手，是明白的。项目和经费之争，代替了学校之为学校的基本问题。我想，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场，这既是一个遴选过程，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就遴选而言，教育家将不被选择，而服从官场逻辑的人将被选择；就生存而言，校长将只能在项目和经费之争中显示作为，为学校发展获取基本条件。可以说，遴选过程和生存需要，变成了迫使大学校长从教育家兑化为教育官的双保险机制，提着拉线的力量则是权力。

中国的大学未能培养“大师”，这已是一个众所关注的问题。老教育家、80年代主持武汉大学的刘道玉说，这个问题实为不着要理。大学需要的是培养创造性人才，而不是大师，大师不是从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而是要有天分，潜心治学才能成功。重要的是大学理念和体制问题，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了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因为从遴选过程和生存压力上，权力确保了“教育家淡出”。大学的理念和体制不能顺畅，也因为权力在其中利益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