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贺岁电影《非诚勿扰》中的“分歧终端机”记忆犹新，这是一种基于儿戏和童趣之上对分歧的一种解决方案，其前提就是博弈双方“愿赌服输”。然而，无论是传统的“石头、剪刀、布”，还是被艺术化、娱乐化了的“分歧终端机”，都无法彻底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分歧与争执。于博起诉清华大学一案似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没有一种“分歧终端机”能分辨出原告和被告之间孰是孰非。

　　向法院提起诉讼，是两方分歧过大、协商无果之后，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原告看来，这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法院判决原告败诉，主要的理由就是对于教育培训质量问题“双方没有做出明确约定”、“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法院的判决，一定会有其合理的法律依据。胜诉或者败诉，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博弈的结果，对于教育培训行业和广大的教育消费者来说，特别关注这样一个案例的结果，是因为长期以来摆在教育培训消费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在决定购买一种培训产品时，如何才能跟培训机构达成关于教育服务质量一致的标准？

　　教育培训，是一种以知识、信息、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无形服务产品。无论培训的方式如何变化，载体如何丰富，但其核心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人，对培训的效果与质量感受如何，会因当事双方的状况不同而千差万别。由于大脑思维最为活跃、思想与感受无法有效测量的特性，导致培训行业尤其是管理培训领域内，服务质量的标准无法有效建立。一旦引起纠纷，不仅没有“分歧终端机”，法律也有可能无法有效解决问题。长期以来，教育行业是否可以产业化发展，学术界、实业界甚至政府部门一直争论不休，其核心就是这个行业尚未建立系统的产业发展标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理性的产业发展环境无法建立。

　　让消费者担心的是，由于缺少权威的行业标准和相关的法律保护，消费者维权成本太高，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近期，本报不断接到读者投诉，某知名英语培训机构有意利用法律上的缺失，在培训协议中设置格式条款，以“欺骗”方式诱导消费者稀里糊涂地签署“霸王协议”，致使消费者最终在消费过程中蒙受损失，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堪忧。

　　其实，公道自在人心。无论于博是否上诉，最终的结果如何，本案并无赢家，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教育培训行业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