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科技政策，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追赶战略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战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学习能力不断上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在不断提高。”
 
　　日前，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2008年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金融危机专题论坛中，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创新与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刘立在回顾中国科技政策历程时，作上述表示。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中国科技部，经过持续了3年的研究，2008年下半年发布了《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刘立参与其中一些课题研究。在此次论坛上，刘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政策发展的特点作了分析。
 
　　刘立表示，金融危机可能带来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机。
 
　　比如，中国科学院启动的知识创新工程，就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来的。
 
　　1998年2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对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作出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会使传统产业的发展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考察时明确提出，要用知识和科技的力量战胜危机。
 
　　温家宝对北京中关村民营企业家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更要重视知识和科技的力量，这是应对危机更带根本性和长远意义的措施。”
 
　　在访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时，温家宝表示：“经济有周期，但是，克服经济周期上带来的问题，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知识的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是可以增加人们的需求、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新的变革。这可能是克服困难更为有利的因素。”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30年科技政策的发展，刘立认为，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公民参与已经开始萌动。科技评估方面也有了一些起色，比如在中国科技部下面，成立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这是一个进步，但刘立认为仍然不够，科技评估应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方向转变，甚至邀请国际机构来评估。政策评估的结果可以为政策适时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
 
　　刘立认为，一个科技政策制定后，并不是一劳永逸、永远不改变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际和国内环境，但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变化，金融危机来了，这是个危机也是个机遇，《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应该作出应急响应，适时调整。要抓住这个机遇，就需要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时期大力加强教育、知识和科技方面的公共投资，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他对中长期科技规划等政策的调整，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对现有国家科技计划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比如：在众多科技计划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科技界口碑最好——公平、公正、透明，同行评议严格，应加大对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应用激发的和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比如健康、水资源、环保方面的基础研究。我们的基础研究只占研发投入的5%，发达国家通常占15%或20%以上，我们的比例太低了。我国应该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增加对基础研究的公共投资。
 
　　在具体科技领域上，重点要加大低碳技术，比如低碳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方面的投资。
 
　　另外，刘立还建议，加大面向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投资，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追加为“科技重大专项”；加大公共科技服务基础设施的投资，如科技馆建设；加大教育、科技教育及相关投资，比如加大教育部“985工程”的投资；加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盘子，加大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支持力度；有必要启动“科技应对金融危机专项”。
 
　　同时，刘立提出，国家在制定“十二五”科技规划和教育规划时，也应该考虑到上述建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