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历史上有武训这个人，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正值十年文革的中期，东北一个矿区的电影院里正在内部放映批判电影《武训传》，我央求父亲通过关系搞来了内部电影票，混进电影院观看了一遍这部当时连影片名称也没有听说过的大毒草电影。至今留下记忆东西并不是很多，依稀记得《武训传》的导演是孙瑜，那个破衣烂衫行乞办义学的武训是由著名影星赵丹扮演的……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赵丹饰）

　　后来上了四年制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课文，老师在讲课时虽然也讲了课文的背景以及电影《武训传》的一些情况，但都是以革命大批判的方式来进行的，把靠行乞兴办义学的武训说成是一个思想很坏很坏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当中，我也当了一名公社中学的语文代课教师，有机会开始接触到有关武训的一些书籍资料，才使我开始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武训（1838～1896）， 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庄村人。因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并没有其他名号，其名武训据说是清代朝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武训在7岁时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

　　武训在吃尽文盲苦头之后，决心行乞兴学。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训开始为办学行乞集资。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他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而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拣收破烂、绩麻缠线，边绩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武训还经常给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当给人家推磨拉碾时，就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以获谢礼；表演竖鼎、打车轮、学蝎子爬、给人做马骑等，甚至吃蛇蝎、吞砖瓦，以取赏钱；将自己的发辫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并且头部左右的头发剃留不常，以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

　　清同治七年（1868年），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年），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时，武训先拜教师，次拜学生。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的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努力上进。

　　光绪十六年（1890），武训又在临清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毫不理顾，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由此使其名声由此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的的读书声中含笑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59岁。在场师生哭声震天，市民闻讯泪下，自动送殡者多达万人，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并曾一度将原堂邑县改称武训县，等等。

　　然而，在1951年5月，随着伟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问世，中国大陆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了空前绝后的逆转。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一反清代朝廷、民国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等既有的历史评价定论，公开批判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武训这个早已死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平民教育家，迅速遭到了空前绝后的猛烈批判和鞭挞。一部在解放前夕拍摄未完成、解放后又接续拍摄完成的电影《武训传》，刚一公映就被划为大毒草，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批判。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为武训恢复名誉，将泼洒在武训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一切污水彻底洗去。对于那场新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历史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在此也就毋须妄加评论了。不过，我还是认为，武训靠行乞办义学，开展平民教育，远比重那个至圣先师孔子还要无私崇高许多的，也值得今天的教育家、教育工作者们认真学习。

　　其实，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很难强求划一的，但是以一个人的声音覆盖和替代所有不同的声音，并展开刨挖祖坟式地思想文化大批判，这在中外文化教育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