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教育公平和质量是建设未来之根

　　 首先从国际教育的政策趋势来看。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后30年当中，每十年都有一次教育相关的革命性变化，包括1970年代的学习型社会、1980年代的通讯技术革命、

　　 1990年代由WTO进行教育服务贸易引发的对教育支付方式的变化。就是把原来由政府包办的福利事业，变得更加能够多元化筹资，形成了一个多条腿走路的态势。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影响非常大，

　　 如果我们把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连接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如果用英文OF来说，我们希望一个教育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同时用IN来当介词，在可持续发展进程当中准确定位教育，如果我们用FOR做介词教育为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成就应该是举世瞩目，但是我们会看到尽管我们发展得很快，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看的话，比我们要明显的好、或者说在教育供给的方面提供比较好的是北美、西欧、甚至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大学入学率比我们高得多。比我们落后的有西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我们人均GDP仍然处于20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们教育发展已经达到了中等偏下，或者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上下。所以应该说我们教育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对教育的未来进行展望，我们同时面临三大政策。第一，有质量的全民教育是更加均衡的义务教育；其次职业教育应该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现在只是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而且已经有一系列成熟的措施和做法，但是我们在有条件的地方仍然可能向前推进一步。

　　 公平和质量有可能是我们展望未来一个最主要、跟国际同行和竞争对手一拼高下的两大教育手段。

　　 首先，我们的义务教育将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全面实行免费，到朝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更均衡的发展有质量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与此同时高中阶段要加以普及，2020年我们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和高等职业教育，整个覆盖率差不多90%左右，着重解决人们关心的后义务教育的入学机会问题。

　　 其次，职业教育的长足的发展。教育到底有什么用？教育能不能使我们找到工作？回答这样一个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办不好从双方找原因，我们培养的制度和用人制度有什么问题。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使得基本教育覆盖更多的人群，特别是处境不利的形成下。

　　 第三，我们远程教育、继续教育将发展为一个打造更加灵活多样化的平台。

　　 做到这些需要制度的创新和体制改革。所以从两个层面展望一下教育改革推进的前景。第一层面是国家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总体来看是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末期一个显著的推进，然后相对平缓，到现在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改革的活跃期，而这个活跃期将有可能随着党中央国务院研制2020年国家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而在明年有一个社会大讨论的热潮。我们回顾一下目前教育改革的一些特点，还是对大家有帮助的。我们改革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比如说义务教育的免费，在城市得到满意度的回馈远不如在农村得到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农民包括他的家庭各子女，所有的教育改革都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些增量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是靠国家在区分不同发展阶段来启动的不同教育改革举措。但是同时看到跟世界同期相比，我们实际由于整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GDP的快速增长，拉动财政支付能力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为我们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所以从数量上来讲我们财政性教育投入是逐年递增，而且比起改革开放前，基本上以将近百倍的速度往前发展。但是在整个教育结构中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从百分之八九十一直下降到60%？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规模扩大，我们不再是仅仅的普及小学教程、初中教程，在高中教育和大学方面社会有更多的需求，有更多学校走进学校。但是财政这种增幅显然不如学生增幅大，所以非财政性经费增长最快的还是学费和杂费。民办教育增长幅度不是很大但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非财政从15.5%增加到35.5%，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从中我们可以感到，多年来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在坚持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把住了基本的底线。

　　 谈到国家对教育、公平负的责任的时候，是不是把免费的胃口调得更高了呢？我是不太同意这一点，现在看来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这种交易公平促进的幅度从国家层面来讲还可以更加活跃，通过公共财政的完善来进一步的完善。

　　 而非义务教育阶段将会继续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成本分担的办法。这就需要政府来分析、确定好了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什么是应该直接提供的？什么是它可以付费？什么是不需要投入直接监管的？当然非公共服务主要是监管。接下来我们这样一个政府的边界就会界定得非常清晰。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对于公共教育服务提供机构的成本，一直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培养出所有的毕业生，这是大家所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行财务公开、教务公开，使得政府的钱、公办学校的钱置身于非常透明的监管程序之下。但是公共教育服务多样化是不是也能透明地提供。

　　 另外谈一下地方教育改革的模式前景。国家往往是总结地方政策的基础上，调整价值取向和指导方向，让地方有章可循。但是地方的改革尽管虽然活跃，实际上也有一个各行其是的问题。所以一个公民客户把纳税权选举权表达给政府，政府通过契约、通过拨款、通过允许设立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带来长线变化，这个当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短线服务政府只需要把握规则来监管就可以。这样一来我们发现财政的蛋糕越来越大，其实并不能同步的带来地方政府的跟进。因为今年中央财政已经同意增加45%投入，而地方政府把原来打算投在教育的钱就暂缓投入，这就是挤出效应。如果我们今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不能解决地方政府的有效的、依法的教育经费经常性增长机制，也许我们的教育改革就不可能了。所以今后我们的教育整个产品提供都应该按照一个更加理性化的方式来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