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校长既面临着诸多矛盾和严峻挑战，同时也拥有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只有出现了教育家型的校长，中国的高等教育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
    近日，中国名校校长再次出现“大换岗”。其中原吉林大学校长执掌北大，原山东大学校长出任吉林大学校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对于这一轮大学校长的变动，公众表现得相当平静。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5358名公众的在线调查发现，41.2％的人表示不好判断校长轮岗的影响，24.5％的人认为“利大于弊”，而30.0％的人认为“弊大于利”。

    调查中，53.9％的人认为校长对于高校的影响“很大”，28.0％的人表示“因人而异”，只有18.0％的人认为影响“不大”。

    “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大学校长，曾被陶行知称为“学校灵魂”的职位，在如今的公众心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调查发现，70.5％的公众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家。“高等学校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什么部级、副部级、厅级、副厅级，不能用这个衡量。”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说，学校行政化，在目前国家官本位的体系下是合适的，但从长远来讲是不合适的。

    今年75岁的杨叔子院士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谈到行政级别，这位老校长笑了，“我当时好像是厅级吧。有什么级不级的？上来之前是普通教师，下来之后还是普通教师。没觉得自己是官员，从来没有。”

    “我那个时候当校长，感觉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办学理念，另一个是好的领导集体。”他说，校长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教育家，有教育思想，同时要有管理能力，能和别人共事。

    公众对大学校长的素质有何期待？民调显示，75.7％的人认为“清晰的办学理念”是最重要的素质，67.5％的人认为包括“组织管理能力”，61.2％的人认为是“尊师重教，不滥用行政权力”。选择“创新意识”、“人品操守过硬”和“有远见”的人分别占59.1％、50.4％和45.3％。接下来才是“突出的科研学术水平”和“筹资能力”。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曾列出了一个“最受推崇校长”名单。蔡元培以87.98％的得票率高居榜首，成为最受公众推崇的中国大学校长。“人们都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作为北大学生，我们身上都打上了北大精神的烙印。你知道吗？任何时候去未名湖畔的蔡元培雕像，下面都会有鲜花。对于这位教育家，我们都很怀念。但在这样一个时代，很难再出现蔡元培那样的校长了。”北大历史系2005届毕业生李孔军说。

    现行教育体制下，能否出现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调查显示20.6％的人认为“会”，37.3％的人认为“不会”，还有42.2％的人“不知道”。

    对于不能产生教育家型校长的原因，74.5％的人认为是官本位、商业化等严重侵蚀大学灵魂；64.3％的人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行政化，缺乏符合教育规律的选拔机制；56.9％的人表示原因是评价体系不合理，缺乏对高校校长的合理监督和罢免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发现，中国大学校长担任现职的平均时长为4．1年，而美国高校校长2007年的平均任职时间是8．5年。本次调查也显示，40.5％的人认为，校长受刚性的任期制和退休年龄的限制，很难成长为教育家。

    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59.8％的人认为轮岗可以防止小圈子，以流动性给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思路；而57.3％的人表示频繁更换校长，容易导致校长在任期内出现短视行为和政绩工程。

    熊丙奇教授说，要出现教育家型校长，宏观上学校应回归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本位，这是最大的前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亚群教授则指出，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能够出现，有时代和个人两方面的因素，当时中国教育正处于转型期，加之蔡元培自身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留学德国所接受的先进教育理念，才取得了后来的教育成就。

    “当前我国也可以出现教育家型校长，关键是在体制上促使其出现。”张亚群说，跟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校长既面临着诸多矛盾和严峻挑战，同时也拥有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只有出现了教育家型的校长，中国的高等教育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

    “能不能出现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这得历史来做结论，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杨叔子院士说，“但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