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造就的开拓精神和改革魄力，深入渗透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成为国家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个大胆变革、充满活力的时代，军队后勤根据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科学谋划自身改革，积极推进后勤转型，推动后勤建设步入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路子。
日前，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与成都军区联勤部联合组织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主题研讨会，与会代表共同回顾军队后勤改革的光辉历程，并围绕在全面建设现代后勤中推进改革转型的要点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
把改革目标放在核心保障力上 保障部队建设与作战，是军队后勤的根本职能。提高保障打赢的核心能力，是军队后勤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军后勤充分发挥广大官兵的主观能动性，以人力相对密集的保障方式弥补装备器材的不足，这也是我军后勤的传统特点。进入新时期以后，一方面，高技术装备快速发展，作战样式产生质的变革；另一方面，我军建设指导发生战略性转变，军队员额大幅精简，后勤建设面临全新的挑战。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转变保障力增长方式，实现后勤核心保障力的快速增长，成为谋划和推进军队后勤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着力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使军队的火力、机动力和指挥控制能力大大提升，从而也带动了作战和保障力量使用方式的重大转变，使以较少的军事力量获得较大的作战效能成为可能。因此，要提高与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要求相适应的保障能力，首要的是提高后勤建设的科技含量，用机械化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保障手段，牵引力量体系和保障方式的转型。
30年来的军队后勤改革，紧紧围绕提高核心保障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科技先行、人才为本的强军战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扩散性和优秀人才的流动性，将我军的传统特色和世界军事的最新发展趋势较好地结合了起来，推进了军队后勤由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根本性转变。
按照这个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后勤依托社会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大力加强保障手段建设，初步构建起一体化后勤指挥控制平台，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配套、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后勤装备体系，逐步完善战略战役战术相配套、陆上海上空中相衔接、基地与机动相协调、现役与后备相结合的后勤保障力量体系。
把难点作为深化改革的切入点 推进后勤转型，体制是关键。长期以来，我军后勤实行的是诸军兵种垂直保障体制。这一保障体制，与领导指挥体制相适应，较好地满足了按军兵种建制组织保障的需要。随着作战样式由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向三军联合作战的转换，其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对保障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势在必行。
后勤是为作战服务的，一体化作战样式要求后勤具备一体化保障能力。其根本就在于通过推进后勤保障体制一体化，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实现诸军兵种保障资源的统一调配和保障活动的统一组织。但保障体制改革，涉及面广，牵扯利益关系复杂，推进起来难度很大。改革开放后，我军加快了联勤改革的步伐，在有关战区先后组织了“代医、代供、代修”试点，取得了宝贵的经验。2000年1月，我军正式启动了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的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后勤保障较好地解决了重复分散、舍近求远、低效高耗的问题。2007年4月，我军在系统总结大联勤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济南战区正式实行大联勤体制，向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下一步的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应按照“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思路稳步推进。三军一体，就是按照联合作战的要求，逐步实现三军后勤机构联合编成、三军后勤力量整体使用、三军后勤保障统一组织；军民兼容，就是把军队后勤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之中，充分发挥军民整体保障的合力；平战结合，就是以作战需求为牵引，以平时建设为基础，形成顺畅的转换机制，提高后勤由平时向战时转换的能力。
靠政策制度创新巩固改革成果 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后，后勤建设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勤改革既要面对来自信息化战场的挑战，也要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提出的新要求。大力推进政策制度创新，成为深化后勤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计划经济条件下，后勤动员、物资筹措和资源配置，主要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与经费供应长期不足的矛盾，如何优化军队建设资源配置，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是摆在后勤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军队后勤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规律，与国家政策制度改革相衔接，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积极探索将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紧密结合，优化后勤资源配置、提高供应保障水平的方法途径，先后推出了军费预算、物资采购和军人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度改革，加速实现了由粗放型建设向集约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在军费预算上，努力推动传统粗放型基数加增长的预算方法向以需求和任务为牵引的零基预算方法转变，扩大标准化供应范围，积极探索集供应、消耗、管理于一体的后勤标准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对优化军费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管理科学化水平。在军队采购上，由自行分散采购逐步转变为事业部门提需求、采购机构办采购、财务部门搞支付、审计部门管监督的集中采购，有效提高了军费使用效益。在生活保障上，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深化军队工资制度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军人工资津贴标准；大力改善基层官兵生活条件，积极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军队保障与社会保障、公寓住房与自有住房、实物供应与货币分配相结合的住房保障新体系；推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行分类保障、合理医疗、统定结合、持卡就医的新型医疗保障模式，提高了军人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和基层官兵的医疗保障水平。这些改革举措，为进一步集聚人才、凝聚军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调动了全军官兵为军队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寻找推进改革的最佳途径 无论是体制编制调整，还是保障力生长方式的转变，在后勤自身的圈子里打转转，永远没有出路，必须着眼保障需求与国民经济潜力内在联系，才能找到改革的最佳途径。
长期以来，我军后勤都是自我保障、自我服务，办社会职能过多、保障效益不高的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服务保障功能的日益完善，1999年，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后勤保障特别是生活保障必须社会化的重大决策，社会化改革在全军范围内迅速展开。军队后勤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要求，遵循货币化分配、市场化运作、法治化推进的思路，充分借助综合国力的优势，积极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社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通过改革，有效减轻了军队后勤的包袱，增强了我军后勤发展后劲和保障弹性。
下一步推进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要按照胡主席“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的要求，遵循政府部门主导、军队组织实施、社会力量参与、市场机制运作的原则，进一步巩固深化已有改革成果，积极拓展社会化保障范围，重点推进以“十化一改”为主要内容的军队保障社会化。稳步推进驻大中城市作战部队商业服务、营房维护和设施设备保障等社会化改革。依托市场资源和社会力量，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通用物资储备、军需生产、后勤人才培养、后勤装备研发维修等领域的军民结合。健全后勤动员机构，形成军队后勤提需求、动员部门搞协调、各级政府抓落实的动员机制，落实战时后勤动员需求计划，加强后勤动员准备，加强预备役保障旅和专业力量建设，不断提高后勤快速动员能力和军民整体保障能力，逐步形成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型军队保障体系。
瞄准新的改革聚焦点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职能任务大大拓展，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我军在完成保家卫国任务的同时，胜利完成了1976年抗击河北唐山大地震、1987年扑灭东北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和2003年夏季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今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抢险救灾任务，以及一系列反恐维稳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着眼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战略利益的拓展，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军队担负的军事任务，进一步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积极构建与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后勤保障体系，成为后勤建设改革新的聚焦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增强着眼国家利益全局和发展大局筹划军队后勤建设改革的能力。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注重从战略全局考察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作战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整体关联性，分析后勤保障与军事、经济、外交、法律等各个方面的互动规律。把后勤建设改革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思考，放在军队长远建设的全过程中来谋划，使后勤建设改革的筹划和部署符合党的执政要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履行军队历史使命任务相适应。着眼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需求，以保障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为核心，从保障远洋作战、太空作战、特种作战以及保障维稳抢险、防疫救灾、国际维和等不同角度，认真谋划后勤建设、优化后勤结构，完善保障要素，组建新型保障力量，构建军地衔接、快捷灵敏的应急指挥体系，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准备寓于军事斗争后勤准备之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全面适应全方位保障任务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