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富人的问题，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先生发表感慨：相当数量的“先富起来”的人，并非“仓廪实而知礼节”，竟然是“饱暖思淫欲”，包二奶、超生、赌博、联手黑社会。潘教授表示，“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大声呼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富人”。

对于邓小平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多人只注意到了前半部分，而忽视了后半部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认为，后半句其实才是邓公讲话的重点及根本目的所在。

这样来看，潘教授提倡“教育富人”倒也有必要。但中国富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如果教育有用，那么还要法律要制度干什么？

诚然，道德的问题应该从道德领域解决，但提高道德的途径，绝不仅仅教育一条道。潘教授提到了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盛赞了盖茨和巴菲特。但永远不要忘记，美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远远不及中国博大精深，何以今天在富人的价值观上我们却只能艳羡外人？永远不要忽视，西方国家是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或许这才是差距的重要原因。

契约社会中，西方富人的言行受到了来自社会和法律两个层面的制约。人总有欲望，当他欲望中邪的一方面受到压制时，自然会在善的一面尽情张扬。而我们呢，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献媚的对象。富人以其所拥有的财富优势寻求强权庇护，竟而成了特殊公民，胡作非为也有机会逃脱责任。当他们欲望中邪的一面受到保护，甚至被变相鼓励，怎能奢望他们在善的一面有所作为？

富人当然应该受教育，从现实看，富人更有先接受教育的条件。他们接触人群的层次，超过一般公众；他们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可能，也远远超过平民子女。然而，他们接受的教育和他们体现出来的素质一致吗？

我们并不奢望这群“先富起来”的人在道德上也先行一步，我们只希望这群人的言行能够受到约束，让他们在道德上不至于落后太远。而这无疑需要健全社会制衡机制。唯有制衡，才能让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才能让为富欲不仁者止步，才能让为富且仁者继续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