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对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有过一些偏见，还曾对他们学员表演的一个行为艺术发表过批评看法。但看了川音美术学院王承云教授所带的试验班学员的创作后，我不仅偏见一扫而光，还油生钦佩，那些风格迥异的作品与试验手法让我耳目一新。在这样一所刚成立不久的非重点美术学院，能够培养出这么多让我刮目相看的学员和作品，当然跟老师的教学理念与辅导思想分不开。也许正是因为地处边陲，又是新学院的缘故，像王承云这样从德国回来的艺术家，才容易尝试新的教学思路，从中试验各种可能，探索各种途径。如果换成老牌美术学院，受各种师承关系的制约，很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吸纳新的教学创意。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艺术教育这么难改革？

    中国目前的艺术教育，基本上还是沿袭五十年代的模式，即徐悲鸿创建的技术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以写实主义为中轴，分离出国、油、版、雕四大门类。近30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艺术教育也有所触动，首先是标准多元了，由此增设了不少新的专业。但是，专业虽然增加了不少，根本问题却仍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艺术教育何为的问题。在市场的强大力量下，为人民而艺术的教育转变成为市场而艺术，各种门类之间的关系不是拉近了，而是更加疏远。因为各门类只有不断突显自己特有的技术优势，才能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生存。艺术教育的改革问题，其实并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因为部分教师们狭隘的偏见，以他们的专业技术所长及其在市场上获得的声誉影响后人，以至于加剧了技术主义在学院的泛滥。那么，艺术教育到底应该教会人什么呢？

    早在上世纪初，蔡元培就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是我们已知的关于现代艺术教育的最早启蒙思想。事实上，在过去，艺术教育虽然没有被提到宗教的高度，但是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必备的修养，更多还是跟思想史相关联。正所谓“大道无术”，说的就是艺术修养不是技术操练，而是精神层次的提升，跟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与文化修养密不可分。所以，自近代以来，思想家们的启蒙，首先就是从艺术即美术的启蒙开始。正如鲁迅早在1913年《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指出的：“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在这里，鲁迅把美术说成是国魂，可见美术在他们那一代人心里有多么重的分量。当然，鲁迅当时提到的“美术”，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美术，而是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泛指音乐和美术甚至文学等一切与审美相关的精神创造活动，绝不是后来艺术教育中突显的技术。民国时期，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与讨论还有很多，王国维、吕澂、范寿康、戴岳、朱光潜、宗白华等都曾对此涉猎。正是这些人对艺术精神的重新发现，以美为特征的现代思想的启迪，才开创了一个启蒙时代。对于我而言，那是一个令人无尽向往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思想自由，更因为思想者们能将这种自由的理念贯穿于他们的教学实践。正如“五四”前后的北大、三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在教学上的开放多元一样，可谓是真正实现了海纳百川的大文化理想。我始终认为，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只有回到那样的一个起点才可能会有希望。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对川音美术学院的这种开放式教育产生了兴趣，尤其是他们偏于野路子的艺术实践。在我看来，这正是对今天中国艺术教育中那种固有成见的破除。而又有谁能否认，这种破除不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重新树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