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汪洋前日主持座谈会，专门研讨教师待遇。汪洋认为，成熟的领导者必须重视教育，否则就不是合格的领导。面对尖锐的质疑，他同时承认，教师待遇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有无责任心。座谈会定下时间表，要求广东在两年内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并使教师平均工资与当地公务员大体相当。而到明年教师节，省教育厅要通报各地解决问题的进度。

    以省委书记的名义发出军令状，决意根治教师待遇尤其是代课教师的积弊，这是汪洋送给全省75.6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节日礼物。不过，这一承诺牵扯出苦涩的背景：广东122个县中，教师平均工资比公务员低的县有86个，其中差距在500元以上的县有49个，大约占四成。而中小学代课教师更高达5.2万人，为全国之最，亦即每百名教师中就有近7名是无名分、无福利的教师雇工。

    广东向来领风气之先，在诸多领域享有众多无可匹敌的荣耀。仅就国民生产总值GDP而言，去年已达3万亿元，领先新加坡等国家，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然而，骄人的省情并非全部，它也有令人感到焦虑甚至羞耻的一面：全省公办教师平均月收入1200元，代课教师则更低，三四百元不等，在部分地区只有区区200元。在拥有最多代课教师的同时，广东中小学教师空编6万多个。

    教育的功用无需论证，可教育绝非空中楼阁。教师是建构的主体，他们的尊严是教育的凭依。师尊在，则教育存；师尊沦陷，教育必定没有前途。汪洋在出访国外前，召集教育座谈会，其决议无他，仅是重申了这些常识。而在行动层面，更着意督促政府官员直面教育界的困顿，杜绝懒惰和懈怠，摒弃教育行政中官僚主义的顽疾，以期唤醒公共财政对广东教育更广泛的担当。

    公共财政对代课教师的轻慢，从空编数万的事实就一览无遗。假若对教育还抱有一丝单纯的念想，那么，代课教师这个称谓都是对教育、对广东人的侮辱。显然，这个群体的付出与回报绝不相称，极度失衡竟然是他们的常态。代课教师无法从高强度的职业作为中收获起码的生活尊严，可恰恰是这些人在支撑广东义务教育的基础。

    代课教师是留存于教育行业的歧视现象，它以制度化的不平等安排制造了教师队伍中的不公。如今，无论是从对教育负责的立场，还是从对座谈会决议负责的角度，广东都到了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刻。实践证明，乃至于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验显示，解决包括代课教师在内的教师待遇，障碍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公共财政是否负责，其潜台词则是地方官员能否执政为民。

    这些年来，不管是全国还是广东的教育审计，都能发现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教育经费的大批案例。教育投入本来就少，却往往成为官员在树立政绩中最容易牺牲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扭曲的政绩观变相抹杀了教师尊严。匡扶师尊必先整肃吏治，除了决心之外，广东也要完善辅助性的制度。不然，改善教师待遇可能无法长久，建立教师保障的长效机制也难以奏效。

    汪洋形容反映教师待遇的问题是“血淋淋”的，此言非为夸张。对于收入微薄的师者特别是代课老师，日夜都挣扎在经济窘迫与身份压制的双重煎熬中，他们背负着广东教育的希望，却过着自己并不想要的生活。若比照肩负的使命与价值，他们本不该深陷在如此不堪的状态中。广东应该也能够解除他们的束缚，为师尊拂去蒙尘，一如粉碎落后的代课教师制度。

    解决中小学教师待遇，珠三角地区用一年，欠发达地区用两年，而计时已经开始。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岭南进一步恢复师尊的全部时间跨度。广东要重新做选择，公共财政必须增加新的方向，公共行政则要透过教育界显现健康的执政观。相较于历史欠账，尤其是对教师群体已经欠下的那些感情债、财政债，目前要做的那些事务不是为了建功，而意味着迟来的救赎，实因师尊与教育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