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也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倡者。他以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了近代体育的发展。 

    智力竞新：不懂体育的，不应当校长 

    1932年，刘长春代表中国第一次赴奥运会参赛归来后，张伯苓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辑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奥运会）纪念册题词：“智力竞新，强国之鉴”。智力竞新，是张伯苓作为教育家对奥林匹克理念的理解和诠释；强国之鉴，是张伯苓认为中国作为体育弱国参加奥运会应有的价值观念。张伯苓透过奥运竞技敏锐地捕捉到人文奥运的内涵，思考着如何把奥运的激情转化为强国的动力。 

    张伯苓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是同时代人，都是教育家和体育家。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初衷是改革教育，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张伯苓自1898年登上三尺讲台，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完全契合奥林匹克精神。他认为如果“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说：“不懂体育的，不应当校长”、“德智体三育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增强学生的体质及健全人格。搞好体育必须有学校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校长要把学校体育当成自己的重要职责。 

    因此，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的体格，并以体育精神和方法，来组织国民，团结国民，使散漫变为组织团结，谆谆告诫“教育与体育绝对不能分离。宗旨以训练团结、合作、健全之身心为目的。”要 “造就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的人才。张伯苓认为，“体育方面有两个很好的训练：一个是合作,一个是公平”。直到晚年他还说：“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 

    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体现了中国体育的崭新素质。他在南开进行的体育教育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展现了一位“充满激情和信念的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种思想境界”。现代奥林匹克理念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这共同财富中有着中国奥运先驱者的开创性劳动。 

    急起直追：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 

    张伯苓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写的出席第11届奥运会报告书题词，写下“急起直追”四个字，真切地反映了他对发展中国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迫切心情。早在1929年他就说：“我日夜所努力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 

    1930年5月24日至31日，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举行。中国队只在排球、足球两个项目上取得较好成绩，田径比赛却全军覆没，作为中国代表团总领队张伯苓为此百感交集，“大受刺激”。还在东京时，他就发表“沉痛”演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失败之原因，在于中国教育的落后和体育教育的被忽视，“日本体育从小学练起，中国则惟恃个人天才，安得不败？”邹韬奋作为记者听了张伯苓讲演，激动地写道：“这段话实在值得全国人人读一百遍，不但关于体育方面，无论哪一方面，无论从事哪一种事业的人，都值得他们读一百遍。” 

    张伯苓把体育发展与国家政治及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常私自研究日本何以强，我国何以弱。以学校作譬喻，日本似大学毕业，而我犹以小学降级，其缘故何在？”研究的结果，认为日本体育发展根本在于明治维新，“益以四十余年之普及教育，遂成今日之真正国会、内阁，为世界组织最良之国家。”反观中国，过去是君主专制，政治腐败，外患日亟，民国以来，南北分裂，战争不断，教育救国亦等空谈，“此实中国最大之问题”。 

    刘长春参加第10届奥运会前夕，张伯苓在《体育周报》创刊号上撰写的《今后我国之体育》一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体育落后状况以及与奥运会的差距。他说：“且提今春在美举行的世界运动会来说吧，英、法、美、德的努力不用说了，新兴的东邻国亦在报章上大宣特宣地预想着他们可以夺定几种锦标呢！中国很‘骄傲’的，意谓足球是有把握的，可连报名都没有资格，遑论比赛呢!”果然，唯一参赛的短跑名将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场上未取得复赛权。事后，一名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刘长春——代表四亿人口的唯一运动员》报道，以嘲讽的口气质疑：“中国人也会跑吗？”张伯苓希望国人“推求吾族致病之源，与夫其他民族所以健全之由来”，并且呼吁政府重视体育。张伯苓的分析是有建设性的，表明他找到了体育的立足点——教育立国。 

    张伯苓“急起直追”的提出，反映了一位奥运先驱者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体育成为张伯苓所期盼的全民事业，当然根本上还在于国家的实力。正如近日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先生时说的：“体育的强盛，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强大。”国运盛，体育兴。张伯苓的梦想，正在北京的鸟巢、水立方演绎着雄伟壮观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