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儒 我国著名林业教育家、植物学家、树木生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林业专业适用的《植物生理学讲义》，翻译了多种有影响的植物生理学方面论著，培养出中国第一名林学博士，并长期担任几种林业科技刊物的主编和副主编。图为汪振儒98周岁寿辰时，与北京林业大学相关领导合影。 ［科学时报 孙琛辉报道］汪振儒的名字，北京林业大学如今在读的学生可能不大知道，然而他们的老师、老师的老师，却大多是汪先生的弟子。这位我国著名的林业教育家、植物学家、树木生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林业教育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他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林业专业《植物生理学》讲义，翻译了多种有影响的植物生理学论著，培养了中国第一位林学博士。

 

2008年6月24日，汪振儒在北京逝世，之前的5月8日，他刚刚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汪先生在百年人生历程中，一直为振兴中国林业、为培养林业人才而奋斗。日前，记者采访了与汪先生共事长达50年的国务院参事、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高荣孚教授，了解了汪先生更多的人生经历。

 

 

“我不是汪先生直接教授的学生，但来林大之后，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也就成了汪先生的学生和助手。” 高荣孚1958年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即到北京林业大学，从做汪先生的助教开始，与他保持了长达50年的亲密交往。

 

在高荣孚看来，汪先生是一位非常聪明和勤奋的人——他是清华由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的第一级学生，1929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29年9月至1935年8月，先后在南京生物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系、广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职或任教。1935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生，仅用一年时间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系获理学硕士学位，1939年6月又在美国杜克大学林学院森林生态学方向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从此与林业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某些立地因子与幼龄火炬松人工林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这项研究是早期应用生物统计（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环境因子作用的尝试之一，颇受导师的赞扬，他在20世纪30年代做的研究到现在都很热门。

 

汪振儒1939年9月回国后被聘为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后任农学院院长；1946年9月~1952年8月先后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9月~1989年9月任北京林学院（1985年改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汪先生到北京林业大学后，当时植物生理学专业缺教师，他就开始作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小转了行。汪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做过著名的生态学家与植物生理学家、我国现代植物生态学奠基人之一的李继侗先生的助手。

 

作为汪先生的助教，高荣孚每次都要去听汪先生的课。汪先生讲课注意学科的进展和历史的进展，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路。他非常注意把新的知识应用在教学上。

 

汪先生上课会拿很多卡片，虽然每年都上同一门课，但他总会有新的内容、新的卡片加上去。讲每部分内容，他都会告诉学生这本书上是怎么讲的，那本书又是怎么讲的，不同教材之间的差别。碰到学生问他暂时没有定论的问题，有时他会直接说，我回答不了；有时他会说，这个还需要我们研究。

 

由于《植物生理学》涉及生物、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汪先生认为首先应该把知识的科学性教给学生，在关键的定义内容上，他会照着他做的卡片上的笔记念一段文字，再给学生解释这些问题。这是他的一种教学方法。他认为大学教师不同于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更要把新的知识、新的思路教给学生。

 

汪先生带研究生很认真，1961年接收林业大学第一批研究生（虽然1956年招过研究生，但是因为反右运动没有毕业）时，每个研究生每周都要如实向他汇报研究进展，确定下一阶段的任务。汪先生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完整性。他的一些研究生完全可以发表文章，但汪先生压下来没有发表，他认为不能做出一点点结果就发文章。由于这样的原因汪先生一生发表的论著不多。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研究生制度，汪先生又招收了硕士研究生，以后又成为全国林业口第一个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位林学博士。

 

汪先生博学多才，不仅自己的学生，学校的任何老师、学生都经常向汪先生请教。而汪先生除了给出自己的回答外，还会提供参考文献。高荣孚回忆，汪先生笔头很勤，又特别节省纸，碰到新知识就会用小纸条记下来，放在卡片箱里。成为知识的“百宝箱”。

 

汪先生还特别严谨，看一篇文章，注意参考文献出处，必要时还要把参考文献找来研究。在研究生写论文时，他要求研究生引用文献的出处，没有直接阅读的文献，只能间接转引。

 

高荣孚说：“汪先生一生中虽然科研成果并不是很多，但他为我们培养了几代年轻人。”据了解，汪振儒带出的一批中青年教师，今天大多活跃在树木生理学教学、科研第一线并成为骨干力量、教授、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的树木生理学科目在全国林业高校中所处的领先地位，是与汪振儒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

 

 

汪先生喜欢读书。“文化大革命”前，他任教研组主任，每周组织一个读书报告会并亲自主持，教研组的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都会参加，教师分别报告有关文献的进展并进行讨论。

 

“文革”期间，北林大搬到云南，1978年又搬回北京。当时教学比较少，学校组织全校主要教师成立了一个森林生态研究室，由汪先生任主任。在生态研究室工作的教师，包括数理统计、数学、生态、造林、森林经理、分类、树木、植物生理、土壤等各个学科，使研究室成为学校复校过程中的科学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后重新开始招研究生。生态研究室是全校研究室招生的主力，超过全校招生的50%。并为国家招收了第一、第二批出国研究生。我们那时带研究生的方式非常值得推广。”高荣孚回忆，当时他们作“油松森林生态系统”课题研究，结合了林学的很多学科，包括统计学、生态学、造林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等。在汪先生的主持下，共同商讨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各学科既独立又互相联系，并经常交流。成为名符其实的导师组，各导师不仅要解决自己学生的问题，而且还要协助解决相关学科的问题。这个思路继承了汪先生博士论文的思路，用新的方法和观点多学科研究森林生态系统，并为北林大相关学科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高荣孚说他现在生物学研究方向就是那时奠定的。

 

汪先生掌握多种外语，除熟谙英语外，还懂德、日、俄、法几种文字。他一向认为，要搞科学，就要进行学术交流，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所以几十年来从未放松过外语学习。有位同志搞科研，亟须阅读一篇法文文献，汪先生得知后，主动为之翻译，解决了燃眉之急。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为了林业科技工作者学习外语的方便，他几十年来编译了几本辞书，特别是在翻译《树木生理学》和《木本植物生理学》时，不仅组织年轻教师翻译，还帮助他们学习外语。汪先生文笔非常好，又非常严谨，对于他们翻译过的文稿一一校对，有些等于是重新翻译了一遍。

 

50多年来，汪振儒为传播科学知识，还倾注大量精力从事期刊编辑工作。1949年7月14日，中国植物学会恢复活动，决定复刊《中国植物学杂志》，由汪振儒任主编。1952年该刊与《中国动物学杂志》合并改称《生物学通报》，汪振儒继续担任主编，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誉主编。这个刊物为宣传生物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普及生物学知识、交流中学生物教师教学经验等作出了贡献。

 

在采访最后，高荣孚说汪先生的一生见证了我们国家从贫穷落后到小康的发展过程，他特别高兴我国能举办奥运会，并且热切地希望看到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但是非常遗憾，汪先生在奥运前夕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