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

　　任敢是湖南湘乡县人，一九○五年生，原名举丰。他为人沉毅有识，遇事独抒己见，不畏强力，不喜阿附，故自改名任敢。一九二一年他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一九二五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第一级本科教育心理系。在校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深受校长和系主任器重。三年级时，他担任第一级学生会主席兼学术委员；经常为《清华周刊》撰写论文，并翻译了有关欧美教育心理学论文多篇，在《教育杂志》和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当时学校师生称他为“著译等身”的青年学者，并公举他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一九二八年与同学创办《认识周报》，他担任总编辑。该报虽出版仅半年，但在读者中反映良好，也得到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翁文灏、吴宓及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等的好评。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北京群众发起了一次广泛的纪念活动。清华也在十三日下午举行纪念会，请李大钊同志和陈毅同志来校演讲，傅任敢受到很大的鼓舞。从此，他不仅专心学术，而且积极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谍国民大会”。清华学生也整队进城参加。傅任敢与袁翰青等在头一天积极地发动组织，并赶写标语。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执政府请愿。清华同学走在游行队伍最后。在段棋瑞政府的屠杀预谋下，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清华有二十多位同学受伤，大一同学韦杰三壮烈牺牲，任敢当时走在韦烈士之后，是请愿队伍中亲历险境的幸免者。从此，他对军阀政府更增痛恨！

　　傅任敢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热心于学校的改革，受到同学们的拥护。毕业后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随时向学校提出兴革意见，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我一九二九年秋季入学后，与任敢常有交往。他待人诚恳和蔼，办事干练多才，治学严谨，写作明畅曲达，文采斐然。在任校长办公室秘书期间，他还兼任校园附近的成府小学校长，把他所学得的教育理论，初步用于实践。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轰炸了西苑二十九军兵营，清华被迫南迁。在南迁前，由校务会议成员法学院院长陈总(岱孙)，理学院院长叶企荪等在梅校长住宅会商，决定留派毕正宣、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任务是保护校产。在敌人占领下，担负这个任务，无疑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任敢没有推辞，而是勇敢沉着地和几位同事担负起来。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清华校友通讯》于重庆复刊，任敢在复刊后第一期上发表《痛苦的经验》一文，历数清华园在日寇蹂躏下的种种遭遇，极大地激发了校友们的抗战激情。他还写过一篇：《沦陷时期的清华园》，则于他逝世后，发表于《清华校友通讯》复六期。尤其值得赞佩的是，抗日战争第一年，任敢曾利用兼成府小学校长的机会，将一万六千元基金，通过叶企荪教授支援了在冀中抗战的吕正操将军。

　　教育的实践

　　傅任敢是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人民教育家，特别是一位中等教育专家。抗战期间，大后方有两所著名的清华中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一所就是傅任敢创办的重庆清华中学，另一所是清华大学八级校友王万福等在清华大学老校长周治春先生指导下创办的贵阳花溪清华中学。这两所清华中学都办得很出名，毕业学生总计六、七千人，现在都成为国家得用之才。

　　重庆清华中学(现在是重庆市第九中学)是在董必武同志的倡导下，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创办起来的。校址在重庆江北花滩溪畔，原是一片荒丘。傅任敢受命担任校长，倡导劳动建校，自己事事带头，用师生们的双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边上课边建校，短短几年功夫，就把一片荒丘改造成为层峦叠翠、飞阁流丹的优美校园。对于我们贫弱的祖国来说，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呵！

　　傅任敢办重庆清华中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是继承清华大学一贯的优良传统——求实和严格的精神；二是继承“一二九”运动敢于斗争的精神。特别值得赞佩的是，任敢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德、智、体、美并重的办学方针，并且身体力行，一丝不苟，自始至终地贯彻这个方针。兹扼要记述他对这个方针的实施情况：

　　德育：清华中学(包括重庆、长沙两个清华中学)特别重视德育。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献身社会，而不是追逐个人名利。进行德育的主要方法是两个，一是校长、教师以身作则，二是提倡学生自治。关于以身作则，他提出学校家庭化的口号，把学生视同自己的子弟，但不搞家长制。他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就是管理民主化。他把德育和智育密切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上，都注重德育。他充分相信学生经过亲身实践足以获得知识，启迪智能。除了每学期开学典礼和期终的结业典礼由校长或教导主任主持外，平日活动多由学生会举行，以锻炼学生的组织、管理才能，伙食也由学生自己管理。学生自治会是学校当局同学生之间的桥梁。而学校的一切要求主要采取说服的方法施加影响，不提倡采取强制命令的办法。校规很简单，只有遵守作息制度和课堂纪律，不吸烟，不喝酒，不蓄发等几条。清华中学的德育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毕业后多数学生终生保持了刻苦好学、勤恳工作、生活俭朴的作风。

　　特别值得记述的是，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重庆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但在学校图书馆，却订有《新华日报》让同学们阅读，这在当时的重庆，很少有学校能做到这点。同时他还用各种方法抵制国民党、三青团进入学校；对国民党教育当局的一些反动措施，他也采取抵制态度。他坚决不同意设童子军课、军训课和公民课，因为这些课都是国民党为了维持其一党专制所实行的“党化教育”。他对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游行示威等运动，并不加以干涉。一方面，在校内的地下党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和地下党员没有一人遭到过逮捕，这与任敢不无关系。

　　智育：任敢主张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上，因而清华中学的课程安排有其特点。首先是特别注重三门基础课：语文、数学和英语，份量特别重，每周各八节课，占了整个课时的三分之二。语文教学以语法为主，文学为辅，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并重。英语采取直接法教学，课堂上一般不用汉语讲解，以训练学生的理解和使用英语的能力。任敢常向学生强调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a habit transformation.(外国语学习是一种习惯的转变)。为了培养学生阅读英语书刊的能力，从高中二年级以后，就给学生选用一些英语的课本，如《范氏大代数》和霍尔乃特的《解析几何》原文本等，三年级理科用英文的物理学课本。这是针对清华大学一般新生入学头一年看不懂英文科技课本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在清华中学的阅览室里，还订了几种英文报刊。任敢是无神论者，但却常常请教会的外籍传教士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来校用英语作演讲，目的是让学生有听外国人说英语的机会，并鼓励学生同这些传教士用英语交谈。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清华中学的毕业生的英语基础都比较好。

　　体育：清华中学很重视体育。如长沙清华中学除室外有篮排球场、田径运动场外，还有一个大教室做室内运动场，备有木马、跳箱等器械。

　　美育：清华中学提倡衣着整齐清洁，男学生都剃光头，女学生都梳齐耳短发。学校里办公室、教室、礼堂陈设都很简单，一切都讲究实用。任敢提倡的是一种朴实的美。

　　他本人的风格也是朴实无华的。任敢非常重视音乐教育，清华中学高中三年一直有音乐课，歌咏活动也很活跃，学生都能识谱。到一九四八年以后，在长沙清华中学，革命歌曲在校内大流行，并且公开演出《兄妹开荒》等节目；同时，也重视古典音乐，常在课余举办音乐欣赏会，播放西方古典名曲，其中也有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民歌，如《伏尔加船夫曲》等。

　　总之，任敢早在四十年代初就主张德、智、体、美并重，引导学生追求真理，掌握知识，为社会造福。在智育上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自学和自治能力。他的理想是造就体魄健全、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文化素养，能够献身于社会和祖国的人才。他也是这样塑造自己的。他不追求名利，不做官。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以培养后学为重。

　　他办学民主，学校的重要方针措施，他都和学校教职员工共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才付诸实施。同时，也注意培养学生的民主作风，支持学生创办各种刊物、墙报，因而学校里学术空气和民主讨论的空气非常活跃。

　　任敢对学生的正义爱国行动都积极予以支持。例如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清中全体学生和地下党员、进步教师集体步行到沙坪坝，联合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声讨南京国民政府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四?一惨案”。学生们头天到沙坪坝，傅任敢第二天亲自来了。他非常关心师生的安全，分别到住在南开中学、树人中学的师生那里，一一加以慰问。在国民党反动派濒于灭亡，垂死挣扎的严重时刻，任敢就是这样积极支持重庆清中师生迎接解放的斗争的。

　　一九四六年，傅任敢在巩固重庆清华中学的同时，又创办了长沙清华中学。这个学校的建立，正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决战。傅任敢怀抱满腔的热情，向往着光明的未来。他巧妙地周旋于国民党湖南地方当局各派人物之间，又得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的赞助，因而当地政府也就一直没有来碰它。任敢在办这所学校时，可以更放手贯彻自己的主张了。学生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运动，因而得以蓬勃地展开。地下党组织在该校发展很快，很多学生参加了党领导的武装游击队，有力地配合南下的解放军正面攻势，促进了长沙和平起义的进程。

　　全国解放后，任敢深切地感到：国家将从此走向富强，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将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作。他更坚定了用毕生精力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志愿。一九五0年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要在第九区即原龙须沟贫苦劳动人民集居地区，建立第一所公立中学，为世世代代受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劳动人民的子弟提供上学的机会。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同志，看重傅任敢的为人和他在中等教育方面的贡献，特邀请他到北京来创办这所中学，并任命他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第一任校长。

　　傅任敢接到电报后非常兴奋，立即束装就道，从长沙赶到北京，接受任命。任敢本着以往的经验，进一步发扬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带领师生创建了十一中学。

　　一九五四年，北京师范学院开始筹建，任敢受聘主持教育教研室工作。他为该室的创建，为教育理论课师资队伍的建设，为教育理论课教材的编写，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讲授的教育学课，理论联系实际，启发性强，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研究与译著

　　我与任敢认识缔交后，深知他好读书，有文才，每有写作，短时立就，不多改易。他在从事教育实践的几十年中，虽在行政、教学的繁忙工作中，仍然不断地研究教育科学理论，从事有关教育的翻译著述工作。

　　三十年代，他编纂了《近代中国教育人物像传》等著作，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教育名著丛书》，其中就有任敢译的洛克著《教育漫话》(一九三七)，夸美纽斯著《大教学论》(当时书名译为《大教授学》)(一九三九)和裴斯泰洛齐著的《林哈德和葛笃德》(当时的节译本书名为《贤伉俪》)(一九三六)，解放后，《教育漫话》和《大教学论》经任敢修订后，于一九五七年再版。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拟重版《大教学论》和《教育漫话》，商请任敢对这两部译著再加修订。这时任敢已到垂暮之年，健康状况不佳，但他仍坚持不懈，认真修订了这两部书的译文。他认为，这两部书的原著既是不朽之作，译文也应当经得起推敲。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是非常可贵的。不幸的是，他带病工作，过于劳累，勉强脱稿就与世长辞了。

　　一九五七年以后，任敢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尽管处在逆境之中，他仍然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忍辱负重，认真工作，先后撰写了《教育心理学》和《夸美纽斯传及大教学论注释》，并参加翻译了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著作。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过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任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挤出时间研究我国古代教育遗产，注释和译述了我国古代的教育名著《学记》。这本《<学记>译述》出版后，得到了教育界的好评。他虽然晚年多病，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我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工作，先后发表了关于《论语》教育章句析解方面的文章多篇，具有独立的见解，为教育界所重视。

　　一九八一年夏季，在酷暑中他还挥汗赶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条目。夫人杨仁委婉劝他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他说：“我的时间有限了，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它，要尽量多做贡献啊！”他坚持写完了才去住院治疗。就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在口述着要写的几个题目。他就是这样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党的十二大把教育提到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的位置，要求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大批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尤其需要象任敢学长这样把毕生心血贡献给培养祖国下一代的教育家，需要象任敢学长这样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五十余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教育家。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