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公布的震后重建条例明确提出，学校等公共建筑的抗震设防要高于当地建筑。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也下发通知，要求在9月1日开学前，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校舍进行抗震安全排查，提高各级各类学校防震减灾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安全。

　　危机往往是掀起改革、推动进步的契机，也只有改革和进步能够告慰逝者，使“多难兴邦”不再成为一再落空的梦想。震后实施“校舍补强计划”，是当下防患于未然的必然举措，也希望它成为教育改革的补课良机，让迟滞多年的教育改革，从此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补课之一，是全面落实教育投入计划，补上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课。我国教育的财政投入一直没达到20世纪末就要求达到的法定4%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甚至连穷国乌干达也比不上；而有限的教育投入又大部分投在了高等教育领域，导致了一方面高等教育大建楼堂馆所、奢侈之风盛行，另一方面公立中小学危房林立的尖锐对比。对全国校舍进行排查和补强，势必要求在教育投入上进行补课，同时也势必要求公共教育投入更多向基础教育倾斜。

　　补课之二，是要补教育公共投入机制不健全的课。以前的教育投入责任，大部分是由基层政府承担。在一个“税收权力上收，公共责任下压”的体制下，这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政府来说，是不堪承受的负担。此次排查，应该强调中央和省级政府为校舍补强的责任主体。

　　与此同时，有责任也就有权力，本次排查，权力主体也应该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机构。本次两部委的排查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与建设等部门联合，结合当地抗震设防要求，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教学点以及辖区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对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厕所、浴室等公共建筑设施进行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把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主体，似有不当之处。因为过去的一些豆腐渣工程，地方政府往往是责任主体。特别是在普九达标运动中，一些地方政府在缺少经费的条件下被赶鸭子上架，基本投入就不够建筑成本。比如出现学校无一人伤亡的“史上最牛校长”的安县桑枣中学，其1983年至1985年建设的一座教学实验楼，就由于经费拮据而没人敢验收，师生谁也不敢搬进去。修建时用了17万元，10年后加固又用了43万元。另一方面，就像一些投入基本达到当地建筑成本的，却屡屡在本次地震中粉碎性倒塌，其中的原因则难逃腐败因素。而建筑商并非最重要的责任主体，主责还在于腐败官员。本来投入就低，稍有腐败，就滑到建筑安全的底线以下了。其中一些官员也许仍在地方主政，甚至有可能有的已经升官了。为避免“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排查制度上应进行更周密的设计。应以中央和省级为主体，吸收国内外NGO组织、完全由民主选举的学生家长参加，排查名单、过程和结果要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这样做是有先例的：1933年美国加州大地震造成约200个学校倒塌和严重受损，加州政府出台了《菲尔德法案》，提出了工程转给承建商之前必须确保设计图和平面图通过州建筑科审核等一系列严厉措施，并决定公立学校的建筑监督权从地方政府上收至州政府。

　　本次排查，要求通过查阅档案和实地踏勘等方式对学校的每栋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逐项检查，特别是要将2001年以前建设的砖混结构的学校校舍，作为此次排查工作的重点。我认为深入排查应对每个学校的每一栋校舍一视同仁，不以校舍“年龄”论轻重。因为本次地震中，不少粉碎性垮塌的学校是次新房，倒是周边一些年代更久远的房屋和校舍、甚至被定为危房的都没有倒塌。

　　补课之三，是应该全面改革教育体制，全面开放社会力量办学。13年前，神户大阪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造成6434人死亡，其中也有几栋教学楼倾斜倒塌。人们很快发现，私立学校的教学楼很少有损坏的迹象，而公立学校的教学楼却受损严重。日本文部省经过调查发现，私立学校的教学楼的抗震强度几乎都超过了文部省规定的抗震基准，而公立学校在抗震设计和施工上，有一半学校没有达到文部省规定的基准。原来日本私立学校的收费要比公立学校高，教学质量也相对要比公立学校好，所以私立学校很注重校舍的设计和抗震。本次汶川大地震中，人们也发现，像“范跑跑”所在的那个私立中学，以及相当多企事业单位捐助的学校，在地震中没有垮塌。其中的原因，应该解释为“所有者在位”，就是监督到位。而一些公立学校，则不幸堕入“所有者缺位”的公地悲剧中。全面开放社会力量办学（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成为“多难兴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节约出来的财政经费，亦可以反过来向社会提供更安全的校舍、更好的公共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