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是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他从童年生活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游历欧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的百岁人生。
张家四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流水式”的恋爱，没有大风大浪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还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结婚七十多年，始终“举杯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合肥四姐妹”，婚恋皆有趣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
我们有一个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拜访，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后来，他们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发生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了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百科”,连襟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百科”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说来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