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同学告诉我蔡尚思先生病危，正在抢救。我赶到华东医院九楼他的病房，护工不在，只见蔡先生侧卧在病床上，瞪着眼睛，身上插了许多管子。我走近他的面前，轻轻地呼叫:“蔡先生，蔡先生……”他毫无反应。一会儿，护士来了，她告诉我，最近以来，蔡教授已经抢救了好几次，都活了过来，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抢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知道医护人员在抢救他。不过，毕竟是104岁的老人了，他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就是全身器官已经衰竭，这次恐怕是不行了……21日上午，复旦历史系傅德华先生来电告诉我，蔡先生于昨天凌晨去世了。这位经历了百年风雨的老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噩耗传来，我思绪滚滚，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
“学术研究无禁区”
蔡尚思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给我们年级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我有时去旁听。他上课时不大看讲稿，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声音宏亮，讲到哪里算哪里，讲到得意处，神采飞扬，慷慨激昂，摇头晃脑，甚至手舞足蹈，他的浓重的闽南普通话，同学们听不懂，他就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我们常常说他是开“无轨电车”。不过，他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给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那时老师下课后就回去，学生和他们接触不多。我和他熟悉是在八十年代初以后，尤其是在我的家搬到国顺路的时候。国顺路和蔡先生住家复旦第一宿舍相近，我常常去他家和他聊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学术复苏。蔡先生经常参加一些学术座谈会，几乎逢会必谈，呼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1986年5月，在纪念“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座谈会上，他给我一篇发言稿《学术研究无禁区》，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已经经历了三十个年头了，但仍有待于认真贯彻，虽然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还是不够的。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还有一些禁区。比如，唯上级之命是从，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唯书本教条是从，不敢提出独立见解；唯“权威”是瞻，不敢稍有异言；唯多数是正，不敢标新立异。他认为，出现这类禁区原因是多样的，有社会的、有领导的，也有学者个人的问题。要彻底打破禁区，关键在于发扬学术民主。他指出，学术与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不把两者区别开来，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用左、中、右的划分来判断学术研究的是非，学者必然顾虑重重，学术就得不到发展。社会主义学术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这篇短文发表后，我送样报去他家。他住的是老式房子，一楼一个房间挂着顾廷龙书写的大幅中堂，是王国维、梁启超、柳贻徵、顾颉刚赠送他的语录，他说这是师友的箴言，以此作为座右铭；二楼是书房，大约十多平方米，没有像样的书柜，桌椅上、地板上、扶梯口，到处都是书刊和资料，客人来了只有一只陈旧的靠背椅。他从不喝茶，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我坐下来和他聊天，说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许多人都佩服他的勇气和胆识，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刚说完，他就告诉我，他青年时代到北京求学，一面在北京大学自由听课，一面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他的老师陈焕章是个尊孔派，叫他“先信后学”，他不服气，哪有先信后学的道理，他说他要“先学后信”。彼此很对立。后来他再考，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他说他一生都在争鸣，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他边说边取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给我看……他还是和当年给我们上课一样，声音宏亮，时而站立起来，哈哈大笑，比比划划，像个天真的老顽童。他满口闽南腔，好在我也是泉州人(他德化人，我晋江人，同属泉州)，和他是大同乡，能听懂他的话。和他交谈的人都知道，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旁人的话是插不进去的。那时已近中午，他的家人都上班，我要请他到外边吃饭，他怎么也不肯，倒是要留我在他家用餐。我也不客气，跟随他下楼。他点燃煤气灶，蒸了几个包子，热了一点菜汤，就这样算是招待我了。我早就知道他的生活非常简单随便，所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这算是在他家体验了生活，也是唯一的一次。
与匡亚明先生争论孔子
1987年2月的一天，他来电要我去他家，说有事和我商量。那天，我去他家。他取出一张《文汇报》，指着学林版一篇匡亚明先生的文章《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说，他不同意匡老的观点，要写文章同他商榷。我说很好，观点不同可以争鸣。原来，匡老的这篇文章提出用“三分法”来评价孔子。所谓“三分法”，是从“三个部分”考察孔子的思想。一是凡属于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君王统治利益的，必须批判，必须决裂；二是凡属于含有合理因素，又含有历史局限性带来的消极因素的思想，必须进行科学分析，批判其消极因素，吸取其积极因素，即所谓扬弃；三是凡属至今仍有生命力而闪耀真理智慧因素的要发扬光大。匡老是老革命，是南京大学校长，他正在主持《中国古代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写工作。已经出版的《孔子评传》是他主持撰写的。在研究孔子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位专家了。《孔子评传》是根据“三分法”精神撰写的。早在《孔子评传》出版后的一片褒扬声中，蔡先生就著文指出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匡老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一直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也许人们知道匡老是名人，所以，不敢或者不愿意与他争论，尤其是指名道姓的争论。蔡先生一向是不管是什么人，他有不同意见，都要“跳”出来和他们商榷。不久，他送来一篇文章:《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与匡亚明同志商榷》，指出在孔子及孔学的研究中，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坚持“两分法”，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匡老的“三分法”不是研究孔子的根本方法。一个是“三分法”，一个是“两分法”，两篇文章发表后，成为当时争鸣还未形成风气的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批评“儒家资本主义”
孔子、儒家和儒学，历来就是一个和现实切切相关的课题，一直为人们关注和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又有讨伐孔老二的“批孔”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兴起一个孔子热、儒家热，儒家文化成为一门“显学”。蔡先生是学问家，他不是埋头于书本的书呆子，他一向关注现实社会。在孔子热、儒家文化热中，有人说亚洲的“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家关系很大，有人还提出什么“儒家资本主义”。当时这种观点颇为“时髦”，也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起来反驳。蔡先生说他看到这种观点，很不舒服，这是胡说八道。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说他是研究孔子和儒学的，要写文章阐明事实的真相。老教授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使我深受感动。几天后，我来到他家，听他讲述，整理了一篇“访谈”，这就是题为《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见1990年3月13日《文汇报·学林》)。文章对近年来孔子、儒学研究作了回顾和评论，最后以日本为例，说在古代，中国较进步，日本就向中国学习。到了近现代，欧美较进步，日本就改向欧美学习。近代日本的富强，是由于实行资本主义立宪、法治，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机器的生产所导致的。把日本的富强归功于儒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假使有了儒家就可以导致富强，那么我们中国早就该富强了，不仅比日本富强，而且还会比欧美富强……看来，一个国家要富强，不能靠什么儒家，而是要靠知识，靠人才。
蔡先生从青年时代与他的老师“尊孔派”陈焕章分道扬镳以来，一直高举“反孔”大旗，有人称之为“反孔英雄”。是的，他是“反孔”的，但他对孔子思想是“一分为二”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对孔子思想有尊有反，尊中有反，反中有尊。但从总体上说，尤其是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孔子思想中应该否定的东西，多于应该肯定的东西。我一生不曾做过折衷派。竭诚欢迎读者，尤其是老学者的批评。”一个月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给蔡先生来信，说看了他这篇文章，称赞他反驳了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人，指出“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事情更奇怪的是: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惑乎赵普要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了。”李一氓称赞他和刘大年先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
“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蔡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不良的学术风气，也敢于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1997年国庆节，我去他家，他说现在学术界都说陈寅恪是“国学大师”，简直是“大家公认”的，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贵在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寅恪曾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讲课，蔡先生听过他的课。蔡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而值得骄傲的就是周秦诸子，可以说周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而陈寅恪先生却反而认为“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难道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他认为:“陈寅恪先生确是大师，但要知道，在大师中，他是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与通晓多种多国文字大师，而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他听过陈寅恪的课，可以称是陈寅恪的学生，最有发言权。他对老师是很尊重和钦佩的，再三强调，仅凭陈寅恪通晓十六七种文字，他就真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我问他敢不敢写文章发表？他说怎么不敢。说罢，从信封中抽出一篇稿子，我一看，标题:我知道的陈寅恪先生(发表时改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原来，他稿子已经写好。“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尊重历史事实。”蔡先生这样说。
我告辞后，他送我出门，又从陈寅恪谈到他自己。他是一位心胸坦荡的教授，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人称他是“学术大师”、“史学大家”，他说他不是什么大师，是教师；说“家”，倒是可以，不过不是什么“大家”，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不少人以为他担任过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教中国通史，所以称他是“史学家”、“著名史学家”，实欠正确；又有不少人称他“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算是较为正确，可是未尽合事实；还有人称他是“社会科学家”、“文化名人”、“国学家”，并且列入辞典一类著作中……这都不准确。他说他一生研究的是文史哲，尤其偏重思想方面、哲学方面，与其夸他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倒不如夸他是“思想家”、“哲学家”。早在三十年代欧阳予倩就称他“是个青年学者，又是思想家”。从著作内容来说，他不是单纯地讲述思想史，也不是单纯地讲述哲学史，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哲学观点贯穿在思想史、哲学史中。他又是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的，第一次出版的专著是《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他的许多著作如《中国思想研究法》等是属于哲学类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聘他为顾问，也把他列在哲学组里；解放前后，他是许多哲学社会团体的会员或理事、顾问。所以，他自我定位为“哲学家”、“思想家”，我以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他为历史学家，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
在我国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解放前，他就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建国后，他积极地参加孔学和其他学术问题的争论。他一生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少说也有几十次、上百次，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他都与人争鸣；他的文章，不管长文还是短文，都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有人说蔡先生思想“偏激”、“好辩”；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年龄那么大了，何苦再去得罪人呢？然而，学者有学者的良知，学者的良知在于讲真话。他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在学术上决不朝秦暮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见解是他研究的心得，他的讲话发自他的内心。他一向鄙视那些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的所谓专家，讨厌那种研讨历史人物一派捧扬声的所谓学术讨论会。他说:“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他多次在报刊上著文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没有争鸣就出不了大家。他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实践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家，从孔子、墨子到朱熹、李贽、康有为、章太炎、胡适以及蔡元培、李大钊等，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完成了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总批判》为代表的二十余部中国思想史大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有人说，蔡先生思想固执，不愿意认错。其实，蔡先生勇于批评别人，也敢于自我批评，修正自己的观点。众所周知，蔡先生早期研究孔子，提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那时囿于见闻，人云亦云，后来书读多了，随着孔子研究的深入，发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或其他。儒教是不是宗教？在学术界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以往蔡先生主张儒教不是宗教，后来他读了任继愈先生有关宗教的书，同意了任先生关于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而且随着新的文献的不断问世，反思过去的一些观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我是一向相信在学术上只有展开百家争鸣，才能向前发展的。对一切都应当只有是非之分，而没有人我之别。”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96岁高龄了！他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争鸣，敢于修正错误的老一辈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