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常常不能如所有人之愿。质优价低的公立幼儿园门前排着长队；民营幼儿园价格偏高。

    政府掌舵，民办撑船，哪一个更有利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

    云南省昆明市在今年选择大力发展民办学前教育，并打算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使昆明民办教育成为学前教育最主要的力量。“到２０１０年，昆明民办学前教育比重将占到９０％ 以上”，这一设想引人注目。

    学前教育应该突出公益性，还是强调民营性？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徐冬青博士认为，在亟待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等民生问题的关键时刻，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与其争论“公”和“私”孰优孰劣，不如扩大供给，尽可能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

    幼儿园收费高

    ２００８年４月，上海市科教党委公布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报告·教育篇》显示，非义务教育阶段偏高的收费，受到公众关注。

    目前，上海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２７．５％，年收费高于８０００元。

    在上海，学前教育部分收费标准为：示范性幼托园所（含寄宿制）管理费每月最高８００元；全日制托儿所、幼儿园（二级标准）管理费托中班（２周岁以下）每月２８０元；托大班（２周岁－３周岁）每月２２０元；幼小班（３周岁－４周岁）每月１８０元；幼中幼大班（４周岁－６周岁）每月１５０元。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二级标准）管理费托大班（２周岁－３周岁）每月４００元；幼小班（３周岁－４周岁）每月３５０元；幼中幼大班（４周岁－６周岁）每月３００元。

    而民办托儿所、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自行制定，这意味着一些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不受限制。于是，“高标准、豪华型、高收费”的办园倾向，慢慢显现。很多家长随之步入一个误区：只有让孩子进入所谓的名牌幼儿园，日后才能进入名牌大学。“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家长的共识，他们不惜投入超出己能的财力、物力。

    价格昂贵的幼儿园，一般百姓的孩子进不起；价格便宜的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无法保障。“这就是买平民房还是买别墅的区别。”徐冬青说。

    他指出，幼儿园的本质意义，是对家庭的一种替代，而将幼儿园学校化、课程化，没有必要。眼下把双语、算术、识字等课程下放到幼儿园，导致孩子入小学半年就失去幼儿园本来意义——让孩子快乐自然生活。

    第１５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入围影片《遥望南方的童年》，记录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导演易寒说：“希望观众能感受到影片真实的力量，从而对当下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以及农村幼儿教育的现状，引发深层的思考。”

    一位有几十年教龄的农村教师告诉记者，这几年，农村孩子入学的年龄越来越小。究其原因，学前教育需收取报名费和学费，而小学教育可以享受“两免一补”，学费和杂费都不用交，所以，家长巴不得把孩子早点送进学校。

    然而，过早入学的孩子让教师伤透了脑筋。

    徐冬青指出，农村幼儿教育受经济条件限制相对落后，发展缓慢，但不能因此把小学教育移入幼儿教育，因为这是违背幼儿教育普遍规律的。

    事实上，幼儿教育是对小学教育的适应期和缓冲期，可用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态度和能力。倘若孩子事先没有做好学前准备，那进入小学后，会不知所措。反之，如果因为幼儿园收费偏高，会将孩子过早推入小学，缺失幼儿教育的学前教育环节，这是不利的。

    扎堆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往哪里去？

    为了给孩子讨个好彩头，不少父母选择近两年生孩子，导致“金猪宝宝”、“奥运宝宝”扎堆。

    根据上海市人口统计数据，２００７年上海出生１６万多“金猪宝宝”，２００８年预计出生１７万“奥运宝宝”。

    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说，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１０年期间，出生人口比较多，眼下，８０后进入育龄，出现了生育高峰第二波。

    “据现在的统计，上海市到２０１１年，３周岁到６周岁的幼儿将达４７万，比２００６年的幼儿数增加５７％，也就是说，到２０１１年，适龄幼儿人数将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５７％。” 薛明扬说。按照现有幼儿园容量，容不下那么多孩子。

    薛明扬表示，为了应对扎堆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上海市将未雨绸缪。２００８年的任务，是新建５０所幼儿园。他说，按照《上海市学前教育３年行动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０８）》的工作进程，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各区县将继续通过新建、迁建、改扩建等多种途径，拓展学前教育的资源容量，由于上海市人口向郊区和农村以及向城镇集聚的双重压力，郊区和城郊接合部便成为“人口导入”区域，５０所幼儿园将主要集中在郊区。目前，上海市教委正根据区县学前教育３年计划制定与实施情况，逐一落实到郊区各个区县。

    有人认为，义务教育应该往下延伸，覆盖幼儿教育。徐冬青认为，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以采取市场化或产业化，进行“成本分担”。比如，上海教育市场幼儿教育大量扩张，采取幼教市场化或产业化，事实上，是在加大学前教育的力度，与此同时，政府还应提供幼儿教育的最低保障。

    “在幼教市场上，政府要承担的是最基本的责任，所以，政府不可能办最好的幼儿园。”徐冬青说。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表示，这绝不是说政府就不办幼儿教育而全部交给市场。

    有人认为，幼儿教育市场化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徐冬青认为，有差异的教育必然带来分化，而分化才能带来竞争机制。

    徐冬青说，这不是说要走极端，即全部市场化或者全部政府化。政府采取平衡的办法给予解决。

    事实上，市场、社会、家庭应当各负其责。政府部门在这种市场化或产业化中，除了提供基本的幼教供给外，还需要负责对民办幼儿园给予适当引导、调节和监督。同时，民办幼儿园应具有行业内部监督机制，因为市场化并不是无法无天，漫天要价。

    针对家长抱怨“天价收费”“上不起学”等问题，徐冬青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市场化不够和市场不规范。因为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竞争不充分；因为没有行规监督，所以导致不合理定价，为此，政府部门的引导、调节和监督就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