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进入城市的农民绝大多数没有一技之长，对于就业信息他们既没有专门机构的指导也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只能在现实中摸索，完全靠随打误撞来解决就业即生存问题。而这往往促成他们最能够洞察到社会真正的需求并随之做出自己的就业决策。决策失误会影响生存，因此他们也是改弦易辙最快的人群。

    知识分子由于有一定的工作保障导致无生存之忧，城里人除了被迫下岗的人员，主动辞职下海的人虽然也不少但所占比例却少得可怜。因而他们捕捉社会需求信息的主观能动性和实效性显然要远远逊色于农民，对于这一点即使专门研究该问题的专家也不例外。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数量要远远多于我们，是他们经常在所谓的机遇大门前晃悠。事实上只有农民完全而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确切地说是生存经济的强烈冲击。有市场就会有生存机会，也就有他们的就业。虽然他们没有就其行为上升到理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顺应了市场。在改革浪潮中真正轰轰烈烈的是农民，不过他们几乎是被迫跟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浪潮翻滚。

    走在市场经济最前沿的就是这些农民，是他们最先捕捉到社会需求最真实而可靠的信息。我国政策对农民没有什么保障，正规的就业渠道根本容得下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靠自己——进城开饭馆，开小店面，只要不是那些牵涉到太高文化层面的小实体（比如很时尚的服装店）都是农民兄弟或者姐妹开的，还有很多小书店最初也是农民开的。市场需求农民总能一眼洞穿，然后一伸胳膊一掳袖子就大刀阔斧地上。

    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乡镇企业给中国经济的飞跃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连小平同志都感慨：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冒出了这么大的一批乡镇企业。改革刚起步时中国首先紧缺的就是食品，在这一轮波潮中农民大显身手——吃解决了然后就是穿！于是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小鞋厂小服装厂等，最早登台亮相的都是农民兄弟办的。最早的装修业也是从农民开始的——个别人拿个小锤子、小锯子摆在街头。后来有一些有点头脑、人缘不错的开始了一个小装修队的组建。直到后期才有素质较高的人群加入其中。九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些食品初加工的市场需求，农民又敏感地捕捉到了信息，踏上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肮脏’的食品加工业的征途。在我们眼里肮脏在他们眼里不，因为他们自己的健康以及卫生准平就是那样。

    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甚至连有没有相应的法规都不清楚（而事实上由于我国管理的落后当时的确没有相应的法规），既没人来告诉他们又没有相应的书籍。他们更没有见过所谓整洁漂亮的加工企业，即便想模仿也找不到对象，因为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该行业的先锋。随后食品的二次加工产业又使农民再一次大展宏图。

    但低素质农民使乡镇企业起点低质量差，再加上后来一段时间政策的限制，乡镇企业已经慢慢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了。文化的缺乏又缺少见识使农民也做不出城里人想象中那么好的产品，或者说是对城里人胃口的产品。我们这些所谓的被服务的人，能指望他们造出让我们满意地产品和服务吗？无论外观还是内质他们提供的都无法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准。所以，诞生的任何一个新需求而带来的供给总是在“愚弄”我们——在我们眼里就是‘假冒伪劣’。但说实话，农民可是尽了心的，起先他们并没有故意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时他们很单纯。

    后来乡镇企业就逐渐被文化层次较高的企业代替了。所有的市场需求信息都是农民最先发现的，却又被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抢了饭碗，农民真冤啊！信息是值钱的。有文化的人一旦捕捉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就可能带来莫大的成功，而没有文化的农民发现了无数的信息却无数次被人抢去，等于无数次地与财富、成功擦肩而过！对此农民只能望洋兴叹！没有文化对农民是多么地不公平啊！

    以上讲的是社会中为顺应市场经济农民的作为，但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般我们不会去做损人利己之事，情势没有把我们逼到那种地步。但是农民不同，他们倾注心血满足某个市场需求一旦碰到特殊情况由于这是他们当时唯一的生存之机自然很容易就不择手段。本来可以避免不择手段的事业在农民手里就很容易发生，稍微再偏一点点就会伤天害理。所以，农民这个群体一旦打开了违法乱纪的闸门对社会而言就不可收拾了。

    假如提高农民的文化层次后首先自然就使他们摆脱迫于生计的显忧，这样满足社会需求的机遇就不仅仅是落在农民这个层次的群体里了。即便落在他们这个群体里由于他们较高的文化层次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相应提高了一个档次。笔者认为只要让农民再多接受两年的高中教育就成。但目前我国每年仍然有源源不绝的数百万新的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社会各方面的负担实在是不堪重负，而且这种情况至少要持续四五十年。

    剥夺农民的高中教育等于把中国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创新与发展降低了若干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