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令人敬佩，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民主与科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文科学长陈独秀。所以，北京大学的辉煌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蔡元培慧眼识陈独秀，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
公函中的履历不尽确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虚假的成份
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下斗争情谊，也打下了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3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5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且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不尽确实，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不曾毕业于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陈独秀初到日本，因语言等缘故，主要生活在留学生圈子里。“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至1902年3月回国。陈独秀这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而且时间仅仅6个月，没有进入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
回安庆后，陈独秀以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并“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6－47页)这是史学家对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的原因和时间的描述。
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台湾的学者还有另一种说法。“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日本留学。”(王健民：《辛亥革命以前的陈独秀》)两岸的史学家对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的原因虽有分歧，但对时间的表述是一致的。1902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事，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
陈独秀这次赴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独秀亦是其中成员。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学监的身上。在成城学校，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等人决心好好教训一下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5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3人送回中国(章士钊：《疏〈黄帝魂〉》)。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陈独秀这次在日本虽有近8个月时间，但因是被迫逃亡日本，而且是在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用心在革命活动上，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 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结伴，纯属暑假旅游。暑假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77页)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和章士钊、苏曼殊共住一室。“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9页)陈独秀晚年曾描述过这次在日本的生活。陈独秀说，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这次在日本的时间虽较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主要是边学习英文、梵文，边参加反清革命，根本没有进任何正规的全日制普通大学，更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
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
陈独秀一生虽到过日本5次，但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完全不可能“毕业”。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陈独秀的生平，也没有发现陈独秀进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只肯定陈独秀进入过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第37页)。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
蔡元培还给陈独秀伪造了“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任职，以此证明陈独秀的行政才能。陈独秀确实和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更没有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所以后来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学正式在芜湖开学，校址就在繁华的‘二街’上。”(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第49页)安徽公学开办之初，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已积极投身反清的暴力革命活动。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函请到了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1905年1月，暗杀活动失败，陈独秀回到芜湖。1905年暑假后，陈独秀才到安徽公学担任国文教师，但仅过一个学期，陈独秀就离开安徽公学，创办徽州公学。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没有陈独秀任安徽公学教务长的记载。
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1912年1月初，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主持安徽的实际工作，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以新政权施展政治抱负。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陈把秘书长职务交出后，就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安徽桐城马通伯任校长”(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54－55页)。胡明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指出陈独秀在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时，“还在安徽高等学堂里担任教务长一职，校长邓绳侯即是孙毓筠都督任内秘书班中领衔第一的邓艺荪。邓之前的校长为马通伯(共昶)。”(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第68页)由此可以肯定：陈独秀是安徽高等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但因为时任都督府秘书长，忙于安徽全省的实际政务，不可能用心于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所以，自学校创办开始就只担任教务主任，从未担任过校长。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1916年12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北京回上海后，曾对邻居岳相如这样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陈独秀的自述是最权威的说明。陈独秀强调自己“没什么学位头衔”，即明确没有在全日制普通大学大学毕业，也强调“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肯定也就不可能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蔡元培为什么要这样写？
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为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的时候，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出名。……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67页)。蔡元培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55页)。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次第执行与蔡元培商定的整顿北京大学文科的办法(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推动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蔡元培对陈独秀也简任放权，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罗章龙：《椿园载记》)。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的首要工作是广延人才，充实新的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首先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和刘半农等人先后应聘。不久，北京大学文科便成立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逐渐改变了北京大学文科的面貌。
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还表现为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文科学长告白》，可以看出陈独秀整顿与改革的部分措施，最重要的是严明校纪，完备制度。凡是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决不迁就姑息，一律给予相应处分。
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进行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规模日见宏大，教授日益增多，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并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如果陈独秀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肯定不会在北京大学文科。伟大的五四运动恐怕也就不会发端于北京大学了。
陈独秀不尽确实的履历，若放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是造假，但对历史事件，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