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这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那几块高高在上、一览众山小的“长木板”；而应该是那些在农田里耕作，在城市里流动的“中国人”。

    今年“五一”前，上海市市容环卫部门将出台“城市设摊导则”，改变以往对马路摊贩一律打击的做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2007年十大便民利民措施，也于日前正式颁布，部分路段将在市民同意的基础上允许小贩设摊。

    有一种“水桶理论”认为：决定这水桶的最大容量的，不是这水桶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我们也可以援此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生活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的判断标准，不是这个国家“先富起来”了的那些人是不是在这个国家中如鱼得水，也不是已真正小康了的那些人，而只能看那些最贫穷、最需要社会关照的人，是不是得到了这个社会的关心爱护。

    比如说，我们要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就不能只看那些达官贵人骨干精英，而要看中国那些最贫穷最需要关心的人是不是都站起来了。

    我们要说“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也不能只看各色“成功人士”是不是可以一年出国旅游几次，是不是可以成天不用在家烧饭都吃馆子。而应当看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是不是也用钱不愁，是不是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也笑逐颜开；是不是城市那些没有钱租个固定摊位的小摊贩，也能凭自己劳动在大城市有立足之地。

    一句话，决定中国这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那几块高高在上、一览众山小的“长木板”；而应该是那些在农田里耕作，在城市里流动的“中国人”。

    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人的基层，最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底色。

    其实，就是那些发达国家，对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比如摊贩，也往往网开一面。

    2005年9月16日，纽约市市长彭博否决了市议会的“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该法案在原有的允许商家出墙3英尺摆设摊位的规定中，增加了每年由交通局进行相关评估，对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出街摊位给予取缔，否则将终止核发或续发其营业执照的条款。

    彭博认为，市议会通过的这一法案，直接扼杀了全市超过2000个蔬菜水果零售商店、超级市场和花店的正常经营，扼杀了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同时，市长办公室认为：纽约市应该更有效地利用本市原有的资源，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而“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刚好浪费了本市很有价值的资源。

    毫无疑问，以“严重影响公共交通”为由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损害。那么，公共交通不也同样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品质”吗？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生存权”在任何时候都应是第一位的。“公共交通”无疑很重要，但贫困总是几乎必然地导致犯罪，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影响所有人的“生活品质”。或者更在于，人类的和谐是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扶持。这是“本”，而“公共交通”则不过是细枝末节。

    与摊贩问题近似，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民办教育问题。民办教育的存在同样处于两个需要：一方面，是民众需要。那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因为国家资源有限无法解决，所以迫切需要有民办教育来为他们担负起望子成龙的希望；另一方面，许多民间资金也希望投资教育。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像允许摊贩上街摆摊一样，降低民办教育办学门槛，让民办学校在大城市也有立足之地呢？毕竟，教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下于人们的衣食住行。

    各级政府在对待摊贩上，已走出让人欣慰的一步；希望在对待民办教育上，也走出这样让人充满希望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