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在《同意》这部自传体小说中，揭开了她内心最深处的伤疤，用真诚犀利的文字讲述了自己在懵懵懂懂、不知人事的年纪，被年长她36岁的知名作家G（即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诱奸、精神控制的往事。阅读本书的体验是煎熬的，但这个通过加工复原的个人故事，不能被单纯理解为性侵少女的案例，而应该得到更复杂、多维度的全面反思。无法面面俱到，首先从两个至关重要的角度——家庭与文学去试图了解它被冷静讲述的意义。
瓦内莎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早早离异。离异不是无爱的根源，在父母还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时，伴随她入睡的，只有争吵，乃至打斗声。后来瓦内莎跟着母亲住进了低矮的阁楼，身为编辑的母亲忙于工作，鲜有时间关心女儿。父亲常年缺席，而且性格乖戾，总是最后一刻爽约相隔许久才有一次的会面。生长过程中，来自母亲的关注似乎总是有条件的，而父亲，则从未给过关怀和温暖。
瓦内莎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格外早熟，她无法从和同龄人的相处中感到快乐，因此也没有多少朋友。朱利安曾是她最好的伙伴，他们也曾一起探索过身体的奥妙，以平等的方式，享受纯粹的乐趣。上中学之后，朱利安和她渐渐疏远，而先前几乎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艾莎也搬家到了很远的地方，瓦内莎写道，“随着青春期的来临，我感到的只有吞噬一切的孤独”。
书籍是瓦内莎唯一的避难所。对她来说，书籍“既是兄弟姐妹，又是同伴，更是精神导师和朋友”。只有独自耗在书堆里能让她感到稍微自在些，在书的乐园之外，她甚至有些悲观厌世。
瓦内莎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一位惯于消失、并给我的人生留下难以想象的空白的父亲。对阅读的强烈兴趣。有些早熟的性观念。还有尤其重要的，一股巨大的、渴望被人关注的需要。”
在一次聚会中，瓦内莎遇见了年届五十的G。当时G在法国文坛已经享有盛名，他温文尔雅，才思敏捷，声音听上去格外迷人，G对瓦内莎的关心、呵护，是在她过往人生中未曾感受过的温暖，加上对“作家”身份的盲目崇拜，瓦内莎很快沦陷了，她甚至把这种关注当作是命运的馈赠。
G是投进这个时年十三岁的孤独文学少女的人生中的唯一一束光。G的种种伎俩，让心存浪漫幻想的瓦内莎认为“我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认为自己和G这段违背世俗伦理道德的关系是崇高而伟大的。
瓦内莎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是，G的性掠食同时也是他的写作素材。他对瓦内莎实施的精神控制隐秘而可怕，比如禁止她读某些书，因为那些书里隐藏着他的秘密。
一次意外，瓦内莎发现了，“自从我读了那些禁书，读了他的马尼拉之行和他对他的情人们的描写后，我们每个亲密的瞬间都像是蒙上了一层又黏又脏的东西，我再也无法从中感受到丝毫爱意。我感到自己十分堕落，并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瓦内莎不是独一无二的，同样的故事在G的人生中不断搬演，他们之间存在的不是一种非比寻常的、至高无上的原初激情。一切不过是G为了满足他在性和文学上的欲望，粗暴而无情地占有少女本该美好的青春，不过是一种瘾。
“那是最让人惊惧的一种噩梦。一种无法名状的残暴。”
所幸，瓦内莎最终醒悟，坚决离开了G。然而，这场噩梦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分手而终结，G持续给她写信，指责她、恐吓她，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试图继续施加精神伤害。在分手十多年后，他甚至通过发表作品的方式，继续折磨瓦内莎。G以瓦内莎作为原型出版了一本小说，之后又是一本日记，还有一本分手信合集、一卷黑色笔记本，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共舆论平台呈现他们相处和分手的细节。
每一本书的发表，对于瓦内莎来说，都是“一场地震，在无形中动摇我全部的内心建设，又像是一把刀，插在从未愈合的伤口上，让我生活中种种自以为向前看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文学能作为赦免一切的借口吗？”
发声、书写不仅是不让过去就这么过去，不仅是通过曝光罪恶尝试与自己和解，更是占据话语权、夺回对人生的掌控权。
瓦内莎在书中提到了克洛伊·德洛姆在《我亲爱的姐妹们》中所写的——“掌握话语就是掌握了权力。”
阅读《同意》，不免让人想到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全书中最让人唏嘘的或许就是扉页上的七个字——改编自真人真事。补习班国文老师李国华，表面上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师，背地里却是诱奸女学生的惯犯。房思琪也无法从身边的人身上得到支持、温暖和慰藉，父母在这个故事中“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小说中的房思琪只能通过说服自己这是爱，来合理化她所遭受的创伤，来释放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和压迫感，这是她的试图自救，但我们知道，这最终是失败的。
不论是小说中的房思琪，还是现实中的林奕含，都没能逃出这梦魇。房思琪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林奕含在小说出版不久后自杀身亡——而且，恶魔依旧在人间。林奕含的文字所传达的绝望几乎令人窒息，通过情绪主导的叙事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复杂且极端真实的痛苦，一种不含一丝一毫希望的痛苦。书写的意义在于占据话语权、夺回主体性，即使无法改变过去，甚至对当下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但那些用生命写成的文字，会一点一滴，缓慢但坚毅地，击穿冰冷铁板一般的现实。
韩裔美籍作家苏珊·崔的长篇小说《信任练习》聚焦了同类题材，但表现手法与《同意》既相似又不同。小说的主线故事发生在一所艺术院校，从演员训练的角度切入，透过多元视角，多次切换叙事人物，达到翻转读者期待的效果。作者也时不时将表演艺术的概念融入叙事，通过讲述一个让读者后知后觉后怕的隐秘性侵故事，深入讨论成长时期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同时提问读者：什么是信任？什么是可以信任的？什么是真实？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故事主角是懵懵懂懂的青春期女孩，那些她们所信任的年长男性以“练习、建立信任”为旗号进行着对她们的性捕猎。然而，关于青春的记忆总有些模糊，似乎记得，但又无法抵达准确。记忆和真实之间总是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恶魔的身影漂浮，危险的信号难以捕捉，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一段亦真亦幻的创伤经历。
影《成长教育》改编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琳·巴贝尔（Lynn Barber）的回忆录，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61年，16岁的少女珍妮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总是重复着单调的生活，父亲古板保守，母亲唯唯诺诺，生活中的唯一目标是考上牛津，珍妮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上大学离家之后。
这种乏味而安稳的生活在一个雨天发生了变化，她遇到了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成熟男人大卫。大卫手握着打开精彩成人世界的钥匙，带她去听古典音乐会、出入高档餐厅甚至拍卖行、游览她梦寐以求的巴黎，让她误以为通过这份感情她就可以轻易得到自己梦寐已久的一切。珍妮为此放弃了升学考试，却在那之后，发现大卫早已娶妻生子的事实。与大卫妻子莎莉的短暂对话，更揭露了大卫是个专挑不谙世事的少女下手的惯犯。故事终结于珍妮的醒悟，她在延迟一年后，考上了牛津，和大卫的那段关系似乎已成为她人生中翻过去的篇章，她可以像从没去过巴黎一样期待巴黎，像没有被过去捆绑、囚禁那样期待未来。——虽然读过上面几本书之后，我们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创伤，早已成为她们生命里的一部分。而借由痛苦地对痛苦的书写，她们试图消化的过去也成了读者如芒在背的“成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