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在不远的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了固定年级和班级制，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学生没有寒暑假；上学没有固定的教室，学校的课程是社会供给，老师来自全社会；只要修够课程品类要求、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
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学英语可以选择新东方，学数学可以到学而思上课；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以上这些教育变革，是朱永新新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描述的场景。这本关于未来教育趋势的新书，是朱永新几十年从事教育研究的成果，也是他这些年考察了全球教育变革趋势后，对未来教育的预言和畅想。
研究了一辈子教育，对目前的义务教育和基层教育，朱永新直陈：“目前的义务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重、记忆负担重、作业负担重，极少数学生成功，大部分学生都是失败者，没有成就感。应该把学习标准降下来，让人们学那些对他真正有用的课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应该更注重生存需要，注重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把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充分挖掘出来。我们的教育，应该以人为中心，不应该以应试为中心。最早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就是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所以强调的是效率、强调的是规模，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实现教育规模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个性发展。这样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人在培养。”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上市不到一个星期，第一版印刷的一万本一抢而光。开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出版社找不到样书，满北京城去小书店里搜罗了几本。
提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朱永新说：“100年前，杜威就写过一本书《明日之学校》。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学校依然是杜威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按时、按点上课，学同样的课程，学习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如果这些都没有改变，就不可能到达我们理想的教育境界。
“因此我在思考，未来学校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学生要学什么、未来教师从哪里来等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全面梳理当下的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些元素都要改革。就像重构我们的商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一样，未来的学校教育体系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比如，以后学生不是只在一所学校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习中心学习。学校变了、班级变了，学生自己组成学习小组，进行互助式学习、伙伴式学习和探索。学习的课程和内容变了，未来的教师也变了，是‘能者为师’的时代。
“所以，未来是课程为王，而不是文凭为王。教育机构不再由学校垄断，而变成了开放的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学习不再是应付考试，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教育。这是我对未来教育的一个设想。”
教育不仅要面对顶尖的学生
更要关注和帮助普通的孩子
问：“新教育”的口号很好——“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自己，不觉得太“乌托邦”了吗？
朱永新：这是我们“新教育”最重要的理念。这是一种提醒，不管老师还是学生，衡量你教育好不好，首先看老师孩子在你的校园里、在你课堂里幸福不幸福。如果他们都没有幸福感，都学得很无聊，很厌恶，就肯定不是个好学校，也不是好老师。
好老师就是下了课学生还拼命想听你讲课，还没过瘾；好学校就是放了学，学生还不想回家。学习本来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事情。
幸福完整就是最好的教育，而我们现在把教育变成了战场——就这几个英雄，其他的人都是“狗熊”。好的教育，你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不一样，教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个人能成为真正的自己。教育不仅仅要面对那些顶尖的学生，更要关注和帮助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让他们眼里有光，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教育的过程。
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你的未来教育，这是个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我不这样认为。“新教育实验”已经做了20年，有自己的报纸杂志、研究机构、基金会等，未来也准备办自己的学校，身体力行在做这个事情。
“新教育实验”从一所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五千多所学校，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大家就是认同“新教育”的理念，自动聚拢过来的。因为“新教育”是民间的教育改革，没有强制的命令，而是大家认同了这个教育理念，认同了然后参与进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改革的大门口了。十年以前，你会想到买东西不到商店吗？买东西、坐车出门不用现金吗？五年以前，你会想到存取款不到银行吗？我们现在全做到了。而且全社会对教育变革普及性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对于商业和金融的期待。我们过去认为坚不可摧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旦开始变化了以后，就土崩瓦解。所以“新教育实验”、未来教育的梦想在中国的实现，也许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靠什么去领航世界，只能是教育。
问：从“新教育”到“未来学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朱永新：未来学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全世界的教育研究者都在关注。只是，可能像我这样全面系统对未来学校进行理论构建、提出全套方案的人还不多。其他学者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谈未来学校的变革。
其实，未来学校就是未来教育的一个探索路径。比如说未来孩子到底要学什么，整个课程体系的重造，这个变化还没实现。所以每一门课程，“新教育”都成立了一个研究所——生命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生命教育所；人文教育成立了一个新人文教育研究所；科学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科学教育研究所。每个研究所，我都请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来帮我一起来研究，这个课程怎么变革。
我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因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关键。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
问：您为我们描述的这个“理想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朱永新：我说的学习中心，现在完全可以做。
一方面，中国已经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学校。但同时，还是有不少人“用脚投票”，选择到国外去学习。另外还有几十万人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和民办学校上学，据我所知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就有上百所。
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更符合现代教育精神、更符合未来学校理念的学习中心呢？为什么不能把好的资源进行整合、改造现在的学校呢？让它更有特色、让它更有品牌、更有竞争力，同时让教育更有弹性，没必要把学生绑得那么紧、绑得那么死。
很多人听了我的设想，觉得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实现。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未来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我相信未来教育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去创造它，把“理想国”变成现实。
这个未来，究竟是5年、10年还是15年，目前不能确定。因为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不会像社会革命一样，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相反，它如雨润物，无声生长。
问：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始到中国抢生源了，以前是硕士、博士，现在是本科，甚至是高中生了。
朱永新：日本政府拿出大概130个亿，做了一个面向亚洲的人才计划，就是招收亚洲的中学生，到日本去读书。
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才政策是可改进的，不要觉得人才政策就等同是留学生政策。美国有个人才青苗计划，引进人才是两个途径：一个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它去挖人到美国，给他最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留学生计划，找全世界最好的学生到美国上学。中国每年有很多一流的学生到美国留学，出去的都是各个学校最牛的学生，包括北大清华。
问：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朱永新：我提出来，拿出高额的奖学金，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来读书。要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来吸引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学科，就直接让他进来，本硕博连读，让他从事科学研究，然后给足额的奖学金，把这些人留在中国发展。同时把这个政策对全世界开放，吸引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高中生到中国来读书。杰出、优秀的学生，我给你陪读计划，你父母来了我也给你钱。这才是占领制高点。
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要交学费，还自己去租房子。中国可以尝试都不要，只要承诺在中国工作五到十年，全部免费，给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你采取这样的办法，去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
第二，就是用大科学计划。欧洲的宇航计划，就是吸引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几百个科学家参与。华为就是个典型例子，华为已经是全球人才为我所用。所以中国的人才政策，需要重新构造。
“新教育实验”是民间公益机构
一直都靠品质吸引、口碑传播
问：您做了20年的“新教育实验”，以您这样的身份，都做得这么难，难在哪里呢？
朱永新：准确地说，“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教育探索，和我本职工作的身份无关。我也特别注意在推动“新教育实验”中区分两者。
其实，教育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在推动进行改变中，遇到阻力是正常的。以我的经验，当下所有的教育改革之难，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我们学校规定课程太满，规定动作太多，实验与改革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现在，你要在教育中抢时间，是最难的。你有再好的课程，再好的资源，时间全满了，自然就排不进去了。
拿“新教育实验”来说，比如我们的生命教育课，我们研发了好多年，课程体系都完成了，教材什么的都印好了，但现在公办学校里，课程基本上把学生时间空间全部填满了，你要想新开什么课程，几乎不可能。
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做减法，就没办法做加法，很多好东西就很难实施。北京一些中学现在就允许学生在校内自主选课，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特长，有的课程不上也可以。这样才有时间，来上未来教育的课程了。
像《“新教育”晨诵》，我们提出，每天早上在教室里用一首诗歌启动开始一天的学习，“让生命放歌”。因为这个课程需要的时间比较少，从5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于是这个时间容易排进去，这个课程就落实得比较好。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校长、局长变动太多太快。每个校长和局长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任何教育都是慢工夫，尤其进行教育探索，就更加需要细心和耐心。过三五年，就换校长或者局长，就会换一个思路，换一套主张。这样一来，任何教育探索都是难以为继的。
问：“新教育实验”有五千多所学校，一百五十多家地方教育局加盟，您靠什么说服他们呢？
朱永新：完全是自愿加入的。“新教育实验”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品质吸引，靠口碑传播。
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参加我们“新教育”体系的学校，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当地最好的。因为“新教育”是根据教育规律办学的，有海量的阅读。我们的教育把阅读时间还给学生，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最快的。
像湖北随县“新教育实验”区，一个属于随州市管辖的农村县，参加随州大市的学科统一测试，语数外、物理、化学，所有的学科考试，初中前十名里的学校，2016年我们学校拿7个，2017年前十名，我们拿8个；2018年，我们又拿7个，我们23所初中，全部进入他们前27名学校排名里。也就是说，学校的平均水平和实力也是最好的，发展很均衡。
教育是可以改革的不是一成不变 谁说基础教育就一定要学现在的课程
问：在这20年里，您的教育体系建设有变化吗？
朱永新：当然有变化，不断地丰富完善。如我们的“新教育”行动，从最初的“五大行动”发展成现在的“十大行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最初提出的公民教育，现在变成大德育。因为培养公民不能靠一门课程，事实上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课程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公民。我们“新教育”在大德育课程里，包含了西方狭义的公民课程里边的一些内容，就是你作为一个经济公民、社会公民，你怎么在社会上去扮演你的角色，怎么去培养你的领导力，这里面都有的。
然后就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才是德育课的核心。
特别是在教师这一块，我们也有体系，帮助教师成长。最近美国休斯敦教育局的一个博士做了个研究，他对部分“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和非“新教育”的老师进行了对比研究，用了四个变量指数：一个变量是学历，老师是什么学历，从中师生到博士生，不同的学历；第二个变量是年龄，你是60岁了，还是刚刚工作20多岁，不同的工作经历；第三个就是区域，你在哪里工作，是在上海北京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或者在乡村，不同的地区；第四个就是“新教育”，你有没有做“新教育”。
最后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教师影响最大的变量，不是学历，也不是年龄，也不是城市，而是“新教育”。这个结果让我非常开心。今年年初，这个报告在加拿大举行的美国教育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受到关注。
问：苏州大学那边，我看您还挂着博导和教授，还带学生吗？
朱永新：每年招一个学生，我自己带。因为我要为我的“新教育”培养人才，否则没有研究人员。
采写/腾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