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正在进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远景规划。3月24日，笔者作为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组组长与全国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几位专家到苏州调研。在座谈时，几位专家一致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职业教育现代化一项很重要的议题。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过程中，虽然措施很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急需厘清和解决的问题。

　　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像出台中职学生免学费政策、探索中高职衔接、实施高职示范校、骨干校建设计划以及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等等。这些措施有助于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培养更多面向生产一线、国家急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第一，在“十二五”所有关于教育的指标中，唯一没有完成的就是中职在校生数，并且缺口较大。就笔者参与的对河南、湖北等省调研的情况看，在普通高中在校生数没有减少的情况下，中职在校生数与计划数有着较大的缺口。第二，高职院校的发展面临瓶颈，在资源的获取如生均拨款、项目指标的分配等方面，与普通高校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部分民办高职“升本”的做法，进一步压缩了高职院校的生存空间，也动摇了高职院校立足职业教育的军心。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教育主管部门比较偏重职业教育的学历教育，而劳动主管部门比较偏重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应该既包含学历教育也包含职业培训，但目前还存在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偏国民学校教育体系建设，忽视终身教育理念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象。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们有必要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进行重新审视。什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同人或许有不同理解，作为学术研究可以各抒己见，笔者也在媒体上有过论述。但是作为工作思路和发展方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应该以国家正式发布的文件为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表述：一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二是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三是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这3个方面分别指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三组关系。“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指向了体系内部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指向了体系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体现终身教育理念”指向了体系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结合这几年对职业教育调研的情况，笔者从这三组关系出发，分别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中高职协调发展主要不是指中高职以学历提升为目的的衔接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最受关注的是解决中高职衔接问题。笔者在苏州部分中职学校调研时了解到，中职学校办五年一贯制的专业，如刺绣专业、雕塑专业等，基于学生较长时间进行技能训练的需要。在高职院校也存在办长学制专业的需求。例如，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司徒渝告诉笔者，随着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像焊接专业，由人力改为机器手进行焊接操作，以往三年制的学制已经满足不了产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如，随着“高铁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企业对于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要求也越来越高。笔者在黑龙江调研时了解到，中铁总公司提出要求，希望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能够培养更高层次的学生。再如，笔者在与广东轻工职业教育集团的负责人交流时，他们也提到，全国钟表产量一半在广东。广东钟表行业协会从自身需求出发，推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进行本专衔接的人才培养，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招生，前两年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习，后两年的专业课就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无论是中高职衔接，还是本专科衔接，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首先要从产业需求、企业需求和行业需求出发，让需求来决定人才培养的学制，让学制来适应社会需要；而不是倒过来，以学历固定学制；更不能以提升学历为目的。

　　笔者也曾以人大议案等形式在多个场合呼吁，在产业聚集、有强烈产业需求的部分地区，选择与当地产业紧密联系、有实际需求的相关专业，依托办学水平高、办学条件好的高职院校，进行长学制职业人才培养的试点。去年，浙江省教育厅正式发布《浙江省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工作方案》，与以往3+N的“专升本”模式不同，这次的试点工作是四年一贯制，将学生的培养工作都放在高职院校。实际上，这就是基于产业需求，进行四年一贯制的职业教育。

　　如果从学历提升的角度考虑构建从中职、专科、应用型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教育体系，以此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恐怕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职业教育断头路”问题。职业教育从本质上来讲，是建立在职业资格证书基础上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由此带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教学模式上的差异：职业教育先有职业资格证书，然后有相应的学习包，再通过教学单位进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教学，最后才是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的对接和融通。例如，深圳市早就有规定，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深圳市内可以享受本科待遇。最近，河南省也出台了取得技师资格可享本科待遇的政策。但是，如果想通过学历提升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可能会本末倒置，只会迎合社会上对于“学历”的偏好，反而失去了职业教育的特点。职业教育不能办成升学教育，职业学校不能靠升格谋发展，学生不能只靠学历提升谋前途。不能用普通教育标准举办、组织和衡量职业教育。

　　当然，职业教育有学历教育的部分，但是一味强调学历提升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只会使得职业教育在“重学历”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职业教育本不应该是学历导向，却因为学历问题遭到社会的歧视。目前很多省都在试点农民工报考公务员，但是高职院校学生却因为没有本科文凭被排除在外。甚至作为非公务员身份，服务“三农”的大学生村官都要求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笔者在调研时看到，高职院校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多数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些学生，特别是农业高职院校学生，他们既有农业技术，又了解农民需求，还愿意扎根农村，可能更加符合国家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期待。

　　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部关系来看，强调中高职协调发展主要不是以学历提升为目的的中高职衔接，而是基于岗位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对于岗位能力的培养而言，最为直接的就是课程，中高职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课程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职业院校办学的核心所在。

　　在终身教育框架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在面对“职业教育断头路”的问题时，必须明确，打通断头路不是指打通职业院校升格的断头路。一直以来，主要是教育主管部门在推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是此原因，很容易从学历提升的角度进行考虑。但是，从职业教育的本质出发，更应该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放在终身教育的框架下进行构建，强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主要的作用是给各类人才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

　　这里面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大学都要关注“应用”。高职院校可以根据产业需求探索长学制的人才培养，但是没有必要将所有人才培养责任都交给高职院校来承担。在这方面，我国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例如，从2013年开始，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是在整个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提出的，本质是培养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学校更好地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

　　据姜大源介绍，德国的专科大学（也译作应用科技大学）就是典型的应用型高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类高校有三大任务：为区域经济发展做贡献，为技术成果转化做贡献，为培养接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高素质职业人才作贡献。专科大学兼具应用导向和职业导向，但它并不在职业教育范畴内，而是在应用型专业教育范畴。

　　笔者也了解到，美国有一批学士学院（baccalaureate colleges），如哈威穆德学院，不同于研究型大学或者文理学院，是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为导向，主要培养面向职场的学生。这些学士学院同样不在职业教育的范畴内。

　　笔者认为，没有必要非要把应用型高校贴上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标签。在目前起草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初稿）》中，其表述是：“分类推进高水平院校建设。包括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并没有将应用型高校纳入职业教育体系范畴。

　　这就需要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整个教育体系更好地衔接、贯通与融合发展。在这方面，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新加坡教育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工艺教育学院（相当于国内中职）、理工学院（相当于国内高职）、大学这3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互相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融通。第二，所有已就业的学生随时可以再回到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或大学深造。新加坡教育不仅是沿着学历向上，而是双向。在我国，曾有媒体报道学生弃名牌大学读技校的事情，实际上，从终身教育角度看，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学生再读职业教育，在新加坡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尊重学生的自由意愿。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是新闻，我国职业教育的春天也许就真正到来了。

　　在终身教育的框架下，还需要树立起“职业教育既有学历教育也有非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的大职业教育观，为各类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如退伍军人、职业农民、去产能转移劳动力，等等。这种大职业教育特征是非连贯性的教育，体现为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反复教育。在学校，体现为做中学、学中做；在职场，体现为做一段、学一段。这段时间，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央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将带来产业结构、就业岗位的深刻调整，这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规模、规格等提出新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积极应对。职业教育不能只办成学历教育，要广泛开展适合当地产业发展的职业培训。

　　职业教育应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所有大学必须认真审视自己创新的使命，积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中去，为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技术革新等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职业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需要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同时，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能力。这就需要打造升级版的高职院校。一般来说，在普通本科高校，以学科建设为抓手；高职院校往往会提以专业建设为抓手，但是，单纯提专业建设，还不足以提升高职院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目前，比较多的高职院校领导对于“后示范”时期学校该如何发展比较迷茫。笔者认为，在高职“后示范”时期，除了抓专业建设，还可以以“面向某个具体行业或产业的产学研综合平台建设”为抓手。对此，去年年初，笔者调研了7所高职院校，看到了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部分学校，依托原有行业纽带和地方产业基础，将学校原有的技术应用中心、工程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实训中心、大师工作室和研发平台等进行整合，探索建立针对某个具体行业或产业的产学研综合平台，解决技术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

　　笔者认为，学校与企业共建合作研究平台，共同完成研究项目，并尽量吸收学生参与，这既是产学研合作的最好形式，也是培养双师型教师最好的途径。

　　特别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生方面，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是点子多，思维活跃，接触面广。关键是要通过引导，帮助他们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过去对于职业院校学生的培养，可能偏重职业技能。未来还需要在原来实验、实训和实习“三实”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产学研综合平台和项目，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不仅是高职院校，所有学校包括中职学校都可以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我在武汉市交通学校看到它的创新从教具开始，像电梯门、喷漆模拟，这是过去教学中没有的教具。他们就从教具创新开始，慢慢发展为教学仪器产业。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

　　在宏观层面，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着重处理好几组关系。一是处理好教育主管部门与劳动主管部门的关系，在国家层面协调职业教育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职业培训；二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例如，对于普职比这个指标，需要充分考虑地方的特点，不宜简单地要求各地普职比大体相当。

　　在中观层面，一是强化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职业资格论证上的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针对不同的行业，制定行之有效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产业发展的需求；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二是职业院校通过产学研综合平台建设，将学校融入到国家的创新体系，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持。

　　在微观层面，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成长，给每一个人以自由选择的空间，使得他们能够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就业和深造之间能够多次进行选择，打通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断头路”。这样才会有职业教育的发展壮大和职业院校的远大前程。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