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上海华东医院。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型伟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使命，安静地离开了，享年95岁。
获悉吕型伟过世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十分悲痛，当年吕老提携后生的情形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缅怀吕老的文字：“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从独自撑起一所乡村学校到运筹跨越世纪的教育变革，他始终在宽广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中，用思想引领实践，用行动把握未来。”
吕老是一位豁达宽广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每每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并思路敏捷地引领着教育前行方向的时候，大家都会感慨：一位耄耋老人的思想为何如此前沿？而吕老也总是风趣地回答大家：“我是拥有两次生命的人，70多岁时突发脑溢血后，医生从我的脑袋里‘放了血’，被‘洗了脑’之后的我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现象’，黑头发长出来了，老花眼不见了，吃得下、睡得着，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大家在感佩中寄托着无限祝福：“愿您在教育的世界里，精彩活上两辈子”。
传奇的教育人生
吕型伟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1918年，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父亲早早去世，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但这位乡下母亲却非常有眼光、有见识，她咬紧牙关也要供孩子读书。
8岁，吕型伟入小学；13岁，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学。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读中学时，校长见他喜欢读书，干脆就把学校图书馆交其管理。于是，他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
“那时，我们不想考高中，我们想到苏联去，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我一看，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三个人说好了，找个工作筹点钱，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那时我17岁。”
17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办起了白岩小学。学生最小6岁，最大的18岁，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吕型伟说：“是我办的，我就当上了校长，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就是我一个人，校长我当，教师也是我当，烧饭也自己烧，打铃也自己打，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
一年以后，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的经历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先当校长，后当教师。”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来到了上海，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加入了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吕型伟奉命与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
后来，姜梦麟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6月30日，段立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呢？谁曾想眼前这位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仅30岁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
当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之后，就开始公开建团、建党，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另有4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吕型伟回忆说：“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有两点：第一，我还没发现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学生，第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成为腐败分子的。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因为“文革”结束时吕型伟已60岁了，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吕型伟自己却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这反而好，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员。他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校长，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常说：“我这个人喜欢动，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办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人家也喜欢我讲，讲真话、实话，不讲官话、套话，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不是政治干部。”
吕型伟喜欢说话，忍不住就要表态，他说话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太爱听，因为他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教育迎来拨乱反正的“春天”，百废待兴。1978年冬，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吕型伟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长。所长看了后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
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样的教材，考的是一样的题，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觉得，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不科学。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教材可以自己编，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到2002年，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17年之后，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占居全国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吕型伟敢为人先、敢于探索的精神，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开放且包容的胸怀，刚毅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上海的教育史铭刻着吕型伟浓厚的个人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