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昨日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在武汉做招生宣传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给学生输送知识为主。真正优秀的人，首先应有想象力。有想象力，才会创新；其次应有很强的洞察力，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最后应有很好的记忆力。”（6月6日《武汉晚报》）

　　“想象力”、“创新”、“洞察力”和“记忆力”，确实是“优秀人才”不可或缺的素质。但总觉缺了些什么。要我说，“优秀人才”更在于“人”而非“才”，或者说先“人”后“才”。我所说的“人”，是一种人文情怀。而“想象力”、“创新力”最多只能算是“才”。教育应先是成“人”的问题，再是成“才”的问题。

　　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是旧时知识分子所谓的“道统”。它们是“以天下为己任”，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情操和人格。在公民社会，它更是一种基本的现代公民精神：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投身社会、监督权力的参与意识；有按社会规则办事的规则意识；有尊重与宽容意识；有敢于对权势说不的勇气；有关怀人生、社会甚至是世界的情怀。

　　《消逝的燕京》一书中有则故事，很好地表明教育家司徒雷登是怎样向学生们传达社会人文关怀。1934年，为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燕大学生不甘人后，纷纷南下请愿。事后却担心校长回来责备，然而在学校大会上，司徒雷登不但没有责备处罚，反而让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当自己听到学生来请愿了“才放下心来”，因为“如果燕京的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这所学校正是在这样一位校长的带领下，在短短10年内，从一个烂摊子变成一流大学。

　　其实，无论是过去的北大、清华、燕大还是西南联大，它们都已经揭示了当今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学术自主，教授治校，人文通识教育等等。

　　然而，如今大学培养的却是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其中固然有体制与权力所造成的无奈，但我们无法否认这同时源自我们对人和社会关怀、担当的缺失。这种缺失让我们丧失不断尝试突破束缚的冲动与力量，失去了在这种共同关怀的召唤下积聚力量融化坚冰的动力。

　　一个社会，科技再高、经济再发达，却自私浮躁，算不上健康的公民社会。相反，一个社会可能经济科技一时平庸些，但充满了人文的关怀与温暖，那么它注定不会永远平庸下去。这种关怀与温暖才是一个社会排除万难、不断进步向上的动力。

　　无论是“想象力”、“创新力”、“洞察力”还是“记忆力”，这些是“术”而非“道”。“术”可能握于天使之手，也可能握于恶魔之手。如此看来，就中国的教育与人才培养而言，“明道”与“优术”，孰先孰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