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困山区是接受义务教育的主体，但不是教育的主体，而是被教育的客体。乡村发展所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教育，特别值得反思。

    在没有读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之前，我对于教育也是先入为主的概念。教育和文化应该是一群有着闲暇时光的人，有着属于自己的房子，传承文化的空间，传承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特权”。

    “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构观，贫困者最迫切的需要不是教育。理论上，温饱、土地产权等问题都优先于教育的考量。”（沈红语） 几乎在中国的乡村都可以看见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似乎贫困与缺乏教育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于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是，贫困的乡村向主流社会的教育输送他们的子弟，同时从乡村向城市输送他们创造的财富和能源。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主要承担着输血和输送人才的功能。

    而沈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贫困地区教育兴衰的另类案例：石门坎。记录了这个地区在20世纪前几十年如何成为教育的“文化先锋”，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组织的文化先锋结构如何坍塌。

    属于贵州与云南接壤的西北角贫困地区石门坎，曾经成为“文化先锋”。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生活在这里的苗民，自组织，求发展，形成过影响川滇黔三省边的乡村文化中心，被誉为苗文化圣地。然而在21世纪初，这里又沦为教育落后的贫困山区。

    由此值得反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包括谁是教育的主体，谁是教育的组织者？为什么自组织的乡村教育曾经让这里教育领先？为什么被组织的教育使山区的教育越来越贫困？将近一个世纪的潮起潮落，浓缩在一个山村的变迁之中。
   
    读沈红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我开始反思对贫困与教育的概念究竟是照搬西方还是来自本土生活？这些年在大学执教，我也发现身边的学生人群更多的是来自贫困山区的，来自西部的，而不是城市中产阶级。我与江永女书的传人接触中也常常听到她们的叹息，我们很苦，我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奶奶那些写女书的结拜姊妹很苦。我的老家湖北蕲春县，是一个教授县，同时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按照我父亲的话说，为什么成了教授县，因为那里很穷很苦，苦到除了用功读书，再也没有别的出路。

    沈红在正视这样一个属于中国的现实，她在专著的开篇便写道：贫困是中国社会结构底层的面貌，是亿万人经历过的或经历着的生存境遇。

    沈红的这部书，耐读，有慢火煲汤的功力，娓娓道来。从理论脉络到研究方法，从实证研究到个案访谈录，作者在寻找山寨昨日的辉煌中细心梳理属于村民创造的文化，文化创造的方式、路径，其间的故事、人物。作者同时也在整理一个个数据、列表、对比分析……难能可贵的是沈红与村民的深入交往，我曾经在贵州的一个会议上遇到沈红和她的石门坎村民们，我们在月光下听石门坎村民的歌声，也伴随着她们的歌声手拉手学习苗族舞蹈。沈红的文化归属感，使得我们有“俺们都是村里人”的认同。读沈红的书，既在听她说故事，也在读她做的研究，这部书的情感与理性兼得，叙述的简洁和论述结构的清晰相得益彰，表现出作者很好的研究功底和文字表述的才华。

    沈红曾经留学英国，《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运用了西方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对结构的过程变化有翔实的描述，有理性的分析。尤其难得的是她摆脱了“西方中心论”，从实事求是出发，其间提供的中国经验，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来自泥土的生机，一种生命的记忆；一种熟悉的陌生，一种激流勇进中的慢条斯理。

    沈红在结语中说，“对于乡村的贫困，文化和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文化和教育既能够制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也能够缓解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何种历史条件、握有这把剑的人是谁。”中国的贫困山区是接受义务教育的主体，但不是教育的主体，仅仅是被教育的客体。乡村发展所需要的教育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教育，村民在当今的乡村教育中仍然是处于大量的虚置的主体身份上。这特别值得致力于贫困山区教育工作，研究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方针的决策者反思。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教育文化工作如何开展，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