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两会开幕的那天，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关于异地高考的问题，教育部正鼓励各地尽快推进，现在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用不了10个月就会出台相关政策。
　　此前，在2月29日，山东省就颁布了《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突破高考户籍限制，准备从2014年起，将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省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当然，这项政策的对象并不是没有限制地完全放开，还是限于“凡在我省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平心而论，这样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
　　允许异地参加高考，被指与教育公平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最惹眼的应该是北京和上海，高校比较多，名校更为集中。因此，有户籍的本地考生中，录取的人数相对也多。反映在高考分数上，就是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按山东一位中学校长的说法：“同样考六百分，在北京可以念北大，但是在山东连山大也念不了。”
　　但是，在北京、上海，流动人口也多。据媒体报道，2011年，北京常住人口达2000多万，外来人口超过740万，比重接近40%。按“六普”的统计数字，上海的常住人口为2302万人，外来人口为898万，占39%。在如此之多的外来人口家庭中，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和父母一起在京沪两地生活，并在北京、上海接受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但到高考时，却要回原籍报名参加考试。就情理而言，这的确是一件很搞笑也很悲惨的事。
　　但是，要北京、上海完全对非户籍考生放开，譬如像山东的政策那样，在北京、上海读高中就可以参加高考，会不会使京沪两地考生人数大增？会不会使北京、上海考生的权益受到影响？更会不会因子女教育为诱因引发更大的移民潮？
　　山东的中学校长说：“山东作为一个考生大省，历年来高考门槛较高，其高考分数线在全国不是最高的也肯定在前几名，所以有意愿在山东参加高考的外省籍考生肯定不会很多，这就使工作便于开展。”这恐怕也是山东可以在全国“率先破冰”的底气。
　　对此，也就在两会期间，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马上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能够真的找到这样一条出路吗？
　　实际上，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在高考上，想在这个划定的框框内求公平，也许我们面对的就是一道两难的命题，不可能找到两全其美的答案。举个绝对的例子：近年来，高考作弊的案子时常见诸报端。但越是披露，类似的案子似乎越多，案情越来越离奇，办法也越来越“高科技”。作弊可以说是高考不公平之最，但就事论事地对作弊“零容忍”，恐怕还是杜绝不了，还是有人会铤而走险。
　　要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必须将眼界放开。熊丙奇教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给学生和高校更多的选择权，他指出：“当原有的高度垄断的高考录取计划体制不复存在时，户籍制对高考的绑架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用”。
　　为此，熊丙奇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美国高校会要求学生拥有美国户口吗？ 为什么，因为美国大学多，好大学也多。几年前在台湾，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想读大学就能读”。其实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教育方面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现在面对的难题才能有破解的可能，高等教育才谈得上“公平”二字。
　　如果我们按照国际惯例，中学生毕业参加会考。一般的大学凭会考成绩，再加上面试，就能录取，首先把这高考生死攸关的结解开。好的大学，譬如什么985或211，实行自主招生。可以组成集团，像现在的“北约”、“华约”那样搞联合考试，而且一年可以考数次。要上好大学的学生就去参加考试，参与竞争。
　　按国际经验，要达到“想读大学就能读”的境地，最后的解决方式就是多办私立大学。我们在媒体上常常见到，某某学院的学生邻近毕业时才知道，自己就读的这个学校没有有关部门批准的招生指标，拿不到国家承认的文凭。反过来想这个问题，这么多孩子想读大学，这么多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为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呢？当然，办学质量是个问题。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公立大学的教授们到60岁就退休，然后可以去私立大学应聘，只要能上课，就一直可以干下去。私立大学要实行教授办校，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不要让资本来办校，资本可以投入，可以参加分红，但不要介入大学教学的具体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