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已然是今年“两会”先声夺人的“热词”。顷时，会上会下，“庙堂”精英和普通民众都对其“翘首以待”。聚讼纷纭之下，教育部终于明确表态“不到十个月就公布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但同时亦称“是有条件的”。袁贵仁说：“除了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外，还对家长和孩子有一定条件要求，家长要在当地有工作。”

    后面那个“有条件”很值得人玩味。“有条件”背后到底是什么条件呢？部长本人也语焉不详，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但即便以最乐观的态度去估计，这些“门槛”中除了对“学籍获得时间”有限制，恐还会跟父母的工作收入、是否连续缴纳社保等挂钩。

    想想也确有无奈，招生名额、教育资源总是有限，僧多粥少，总得有个“标准”。可如果真的跟父母经济地位接驳了，也就意味着只有一部分“异乡孩子”能享受到这一新的“制度红利”。他们的父母在大城市有房、收入较高、能够连年缴纳社保，而那些父母只是普通农民工，住在城中村的“打工子弟”就显得跟“新规”很无关。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自己住在城市的简陋出租房，还会让孩子跟着在城市念书吗？可父母总是用心良苦，“再苦也要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的人不在少数。事实上，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人数达到997.1万。说这近千万“异乡子弟”的父母没有是普通农民工的，无异是睁眼说瞎话。

    那么，就应该反问，“异地高考”到底是“一视同仁”还是成全“宁有种乎”呢？如果一个包工头和一个泥瓦工的孩子同在某城市上学，一个因为资金实力获准“就地高考”，一个却因薪水少、职位卑微而要“回老家考”，能说这一制度是公平的吗？

    美国社会学者罗尔斯在谈到“正义”时，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他坦承“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但他强调的是允许“不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这种“不公”能使社会中的“最不利者”受益。显然，同为进城务工者，挣得多的人的子女与薪水低的人的孩子在获准“异地高考”上难以享有同等机会，这本身就“不公”。而如果这种“不公”可以存在的话，它应该是能够使那些处境较差的农民工获利才行，而事实上它却加剧了“公民工”和“包工头”之间的分化，并且直接承继到下一代头上，最后形成类似“放羊娃生个孩子还放羊”的恶性马太效应。

    所以，允许“异地高考”又在经济条件上设置门槛，实质上在消解它本身的“促公平”的作用，而为“原教旨的经济地位论”张了本。最稳妥的做法是“异地高考”应根据随迁子女在本地的学籍年限来看，比如，只要两个孩子同在迁移地上学达到一定年限，就应该都具有“就地高考”资格，不能再附加所谓的收入、房产、缴纳社保等额外条款。不然的话，“异地高考” 就成了“少数人瓜分改革果实”的“拼钱游戏”。因为能够达到那些“经济地位条款”的人在所有进城务工者中终究是少数，不具普惠性。

    尽管京沪惠等地“异地高考”方案尚未揭晓，但目前舆论中多是专家学者或媒体名流站在自己立场上的“利益剖白”，鲜有陈述农民工群体真实意愿的声音。而事实上，起初“异地高考”能成为一个问题而凸起，主要就是源于大量农民工向城市的涌入。商讨和谏言“异地高考”时要多从“失语”的主体着想，力避“有理就在声高”，多听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异地高考”尚在酝酿，脱胎时面目如何，仍然未知，可不妨现在就对其“准入条件”保持足够关切，时时不忘问一句：到底是“一视同仁”还是“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