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青年及农民工政策的采访中，记者感触最深的就是“真诚”二字。究竟什么样的外来人口政策才是“真诚的”？受益者本人能感受到，旁观者也能窥知端倪。

　　在江苏吴江，“6万元政策”(详见本报2月23日五版《一个全国百强县的“留人之道”》一文)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地方经济实力强弱的问题，而实际上，记者感受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的“真情”。

　　很多人只看到了“6万元政策”的现在，却不曾看到它的过去。吴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朱虎金全程参与了上述政策的制定，他告诉记者，这项政策最早的雏形其实是“3万元政策”，即政府、企业各出3万元，房地产开发商再让利6%。

　　随着房价、物价的上涨，这项政策也在不断调整。第一年是3万元，后来开发商不愿让利，多方斡旋之下，调整为4.5万元，2010年涨到了6万元。2011年前5个月，吴江市人社局已收到“6万元政策”申请逾300件。

　　另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真诚”的例子是上海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补贴，与外地的做法截然不同。

　　继2006年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之后，2010年8月中旬，北京郊区再度掀起新一轮撤并风潮。北京市教委两次大规模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后的官方说法是——“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接收被撤并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校生一个都不能少”。而实际情况却是，有媒体披露，2006年的那一次撤并之后，1.5万余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最后仅分流了4000余名，很多学生被迫回原籍了。

　　同样是特大型城市，同样面临人口控制难题，同样拥有比较宽裕的财政经费，在很多人眼中，上海的做法较之北京显然“大度”得多。其中的原因与“钱”无关，而与地方政府的“意愿”关系密切。

　　上海市奉贤区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脑海中有一张清晰的“补贴增长表”——2008年“上海模式”试行伊始，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每生每年的补贴是2000元，2009年涨到了2500元，2011年的年初是2800元，“物价一直在涨，2011年下半年已经提高到每生每年3000元。”

    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十几年来，韩国猛对上海市的相关政策如数家珍：“近几年变化尤其大，越来越规范、细致。政府可不是白给你那么多钱，要考核你的教学质量、办学环境，还要接受财政审计。”

　　虽说现在过上了“不差钱”的日子，但韩校长的办学压力却越来越大。他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将要出台更细致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绩效评估方案，学校将被分为4类——一等校、二等校、三等校以及不合格校，“一等校将会拿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投入，不合格校将要关门。”

　　为此，曙光小学在为每间教室配备多媒体设备的同时，也在着力加强软件建设。教师培训、教材更新、学生本地化管理等，一切软、硬件设施的改进均以《上海市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的具体要求为蓝本。

　　一些人或许会质疑，上海、吴江都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城市，能够出台上述政策不过是因为“有钱”而已，他们的政策对其他城市并不具备参考价值。

　　对此，长期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反问：“难道珠三角地区就没有钱？京津塘地区就没有钱？”邹农俭说，外来人口聚集的区域都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能否平等地对待那些对本地GDP作出巨大贡献的外来人口，绝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跟经济能力有关，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要看各地决策者的‘意愿’。”

　　邹农俭2009年在江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通、泰州、扬州8地调研，收集3000余份调查问卷，并撰写了《江苏农民工调查报告》。他接触的案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打工，报告撰写阶段刚好是珠三角地区“民工荒”愈演愈烈之时，“户口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社保体系的完善和企业晋升机制、技能等级培训制度的确立。”

　　耐人寻味的是，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贵州省贵阳市，当地政府在财政能力薄弱的情况下，依然能“从牙缝中挤出”每生每年200元的经费来资助民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在宁夏的银川市，地方政府也拿出3000万元支持NGO组织开办“新公民学校”。

　　数据显示，贵阳市2008年有9万余名农民工子女在民办中小学就读，民办学校承担了约70%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

　　贵阳和银川的做法会令实际上要富裕很多的地区的决策者感到汗颜。

　  实际上，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应当成为输入地政府义不容辞的一项义务。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把“社会管理创新”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而让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入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图景中，是当下社会管理亟须破解的新课题。

　　对于输入地政府来说，拿出一部分钱来为外来人口服务其实并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困难。以上海市奉贤区为例，该区2010年全年实现增加值429.0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5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80.0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34.49亿元，二、三产业对增加值的贡献率合计达97%。而绝大多数外来人口都供职于二、三产业，一些领域如汽车配件、物流装备、纺织服装等，外来人口供职比例甚至超过本地人口。

　　反观该区财政在外来人口可能会享受到的一般公共服务（3.43亿元）、教育（9.78亿元）、社保和就业（4.61亿元）、医疗卫生（2.79亿元）等领域的投入，不过是其对地方经济贡献率的一小部分而已。

　　再看上海市令人“叹为观止”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投入，假设奉贤区所有16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均有1000人的规模，以每生每年2800元财政投入计算，政府财政总投入约4480万元，其中包括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两方面的投入。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副所长汤林春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课题，在他看来，农民工子女在上海读书早已不是问题，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怎样让他们读好书”。

　　“能用钱来解决的问题，不算是真正的问题。”在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上，汤林春认为没有必要算“经济账”，“这是一个社会效益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好了，既有利于城市目前的稳定，又有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算得上是一项人才贮备战略。就算是光看经济上的投入产出，也是绝对划算的一件事情，关键是这个明白账，是不是各地都真的用心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