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在变化和发展中走过了2011年，大量的事件组成了一幅多彩的年历。站在年末的时间节点上重新回顾一年中经由媒体传播过的高教新闻，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只是这个众声喧哗时代的一种涌动，无须再次提起，而更多的事件和现象则具有意义内涵，应该成为记录的内容，进入岁梢回眸的视野。

　　大学排名榜：一个正在被淡化的现象

　　“大学排名榜”，这个引人高度关注的事件近年来越来越被淡化，体现出高等教育界评价观念在走向成熟。大学之“排名榜”名目繁多，国内的以某几个项目组名声最噪。今年“中国大学评价”又轮番登场，其中包括了对数百所普通本科高校的综合实力排名、学科门类排名、本科专业排名。此“项目”已经炒作了近十年，曾经被许多高校和专业作为水平、层次的鉴定，甚至被一些高校管理者作为政绩的标志。至于北大居先还是清华居先，也成功地成为高校和社会议论的话题。其实甘蔗两头甜，翻过来倒过去都不算错。这种“卖甘蔗”的方法时间一长就单调乏味，于是今年演绎出了“三国演义”，打出“大学排行发布，某大学力压北大清华夺冠”的标题试图表现新意。但这种“项目研究”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信息的周遍性和可靠性如何，本身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无论魏蜀吴何者为冠，都很难再引起广泛关注。对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高校自身应保持足够的方向感和定力，实在不必对“排名”闻之起舞，而“大学排名榜”也应回归“课题研究”的意义层面，不应拿来持续炒作。这种近乎制造话题的传播手段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甚至缺少了基本的参考价值，其被淡化和忽略正标志着某种理性和进步，是值得肯定的。

　　自主办学：南科大之舟破冰起航

　　在需要关注的对中国高等教育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事件中，南方科技大学自主办学仍应再次说起。去年岁末南方科大发表声明，在没拿到教育部正式招生批文的情况下，学校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今年3月南方科大迎来首批新生。6月7日，在社会普遍的注视中，在校45名学生并未参加高考，这意味着南方科大的航船真正载客起航。尽管人们注意到7月中旬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行政化的印迹并未完全消除，但都不能否认一位有理想的专家、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教育管理者，带领着一个团队正在进行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试验。自主办学的理念已经部分突破了现有制度的框架，化成了可以有所成就的期待。相信这种期待不仅是朱清时的，是已经入学的学生家长们的，是深圳市的，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甚至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这艘破冰之舟能够行驶到现在，其推助力来自各个方面。即使某个层面仅仅是一种宽容的姿态，也包含着对改革能够创造一定成功范例的期望。当然到目前为止南方科大的发展前景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性，而即使失败，或被证明在一定时期缺少更大范围的可效性，其改革实践及其经典意义都必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高校招生：南开、复旦退出联考

　　近几年所谓北约、华约、卓越联盟成为高校本科自主招生的三大联动结构，颇有影响，而当2011年的年历翻到最后一个月时，此事出现变数，南开大学宣布退出北约，自2012年起实施自行命题，随之复旦大学亦宣布退出联考。高考制度，兹事体大，社会最为关注。一方面有社会人士和学者呼吁实行全国统考，一方面有“高端”大学采取措施强化自主招生。虽然对实行全国统考一时难以引起共鸣，形成共识，但对部分高校联动所显示出的争霸生源市场的意向则批评之声不断。事实上，如果要突出办学的主体性，那么就应该实行真正的、独立性的自主选拔，无论何种形式的联盟、联动都与独立招生的意旨相悖，特定的加分策略在普遍意义上是否有违教育公平的原则，也有探讨的余地，北约、华约、卓越联盟最终能走多远，值得思量。南开和复旦的退出，回归了自主招生的本义，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片面的。高考制度、招生方法的设计既应昭示一校之公信，更应昭示社会之公平，故对“片面的进步”，尚难给予更高的评估。新的提议是：在进行全国水平考试基础上，让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使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可能，然后从中选择一所学校。在国际上这是较为常见的做法，能否成为今后国内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选项，有待观察。

　　研究生培养：清华大学取消博导评聘制

　　2011年2月，清华大学为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是教师第一学术责任”的指导理念，增强导师队伍活力，决定从2012年招生季起，全面取消博导评聘制度，全校副高职称以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均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取消博导评聘制度意味着博导只是一个工作岗位，不再是荣誉，更非教授之上的一个师资等级。清华的决策是基于这样的现状：近年来学校副教授的水平越来越高，学术思维活跃、创新能力突出，其中很多人都具备了指导博士的能力。很多年轻学者处在年富力强，最能出成就的阶段，但因为博导评聘制度的束缚迟迟不能带博士。其实，国内高校早就有了副教授可以评为博士生导师的做法，只不过仍然是将“博导”作为一种高阶性的学术职衔来评审，而清华较为彻底地以能力作为主要考量标准，这对其他高校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博导数量的激增，将出现又一个层次的生源之争。教育主管部门如果严格控制各校的博士招生数，则竞争主要在校内形成；而一旦放开博士招生名额，则校际之间的竞争将加剧，名校效应可能胜过名师效应，这对非名校的博士教育发展将产生一定的冲击。就目前一级学科博士点大量增加而具备能力的导师较为有限的现状来看，这种冲击能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可以消降博士点发展的虚热，未必不是好事。

　　科研评价：教育部改进措施出台

　　为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11月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同时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正如顾海良所论：“《意见》将创新和质量导向贯穿于科研评价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从根本上改变简单以成果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把是否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使用新资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形成新对策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旨在摒弃简单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断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建立健全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并适合于不同评价目标的分类评价标准体系。”应该说这个《意见》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长期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诸多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呼吁和期待的。然而，学界对《意见》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甚至形成了“集体沉默”。究其原因，问题在于“所倡”与“所为”的落差。当《意见》出台之际，正逢年终高校各类“统计”进行之时，文件上的“质量导向”在“量化为主”实践中大幅走形。显然，要根本改变积重难返的量化性科研评价机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落实《意见》的精神，高校管理者首先要改变量化思维，让研究者真正摆脱表格统计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