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终接连参加教育论坛，与多位教育人士谈到即将过去一年的教改，大家几乎同时感慨，有的教改的路已经走偏，只有其形，而无起神，这样的教改，迷惑性很大，危害性也很大。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后的第一年，教改出现这样的局面，多少令大家有些沮丧。

　　比如，大学成立理事会，通过理事会进行学校管理。这是现代大学中十分重要的管理机制，如果操作得好，这可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防止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办学，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与国外大学理事会不同，我国大学成立的理事会，理事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政府委派，且政府官员的比例甚高。这样一来，有理事会的结果比没有理事会还糟——以前，政府直接下令指挥学校办学，大家知道这是越权干涉，而现在，政府部门不直接下令，而是通过理事会进行，干涉学校办学依旧，却用的是理事会的名义。在外界看来，大学不是已有理事会了么？理事会不是在发挥作用了么？但根本上，理事会只是摆设和工具。

　　同样是摆设和工具的，还有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教授会，近年来，一些大学按照学术管理的要求，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还有一些大学，实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宣布学校领导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职务。然而，仔细观察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运作，没有一家，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都是挂靠在人事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开展活动受行政指令。这样的学术委员会，显然与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决策的学术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而学校领导退出这样的学术委员会，无疑进一步将这种没有实权的机构变得更没地位——以前，由于有校领导在，学术委员会还有那么一点地位——另外，对于实权在握的校领导来说，通过学术委员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学术决策，也就更方便：你看，这是学术委员会做出的结果，我自己没有参与。如此一来，以学术权、行政权分离为名的改革，反倒进一步强调了行政权，走到改革的反面。

　　自主招生改革在2011年也似乎挺热闹，清华大学推出了“领军计划”、“拔尖计划”、“自强计划”，中国人民大学推出了“圆梦计划”，而自主招生联考也有大学宣布退出，但是，对比已有的自主招生做法，清华的“领军计划”不过是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翻版；人大的“圆梦计划”，就是清华去年的“B计划”，只不过加上了候选人“三代无大学生”的炒作点；自主招生联考，还停留在学科考和学校结盟的状态，清华所在的联考和北大所在的联考，把考试时间放在同一天，摆明了就是限制学生的选择。这和联考要扩大学生选择权的初衷相去甚远。社会舆论所期待的自主招生能更进一步，诸如打破与集中录取的嫁接，实现一名学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改革，并没有出现。

　　教改之所以“有形无神”，主要在于要求放权的对象主导改革，而他们并不愿意放权。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真到放权时，政府部门却并不情愿，于是以保障自身权力不减少为前提“设计改革”。

　　同样，按照《教育规划纲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发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可学校行政习惯了行政思维，所谓去行政化的改革，也是行政机构构想，可想而之，这难有实质性的变化。今年1月1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该办法规定，“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可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校长和书记任命会有另外规范予以规定。“高校章程是否写入有关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的遴选问题，要看各个学校的意愿，但他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的会比较少。”这实质告诉高校，是不必把《办法》当真的。

　　而实行“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改革，实质是推行“教招考分离”，也要求政府部门把考试评价权、自主招生权、考试选择权分别交给社会中介机构、大学和受教育者，很显然，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

　　上述这些问题，其实早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时，就被提出。这一纲要虽描绘了我国未来1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蓝图，但却缺乏清晰的图线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政府部门放权，没有明确的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教改，结果也就可以想象。去年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纲要》实施情况，也指出问题所在——“教育改革既涉及体制机制，也涉及思想观念，还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有些方面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一些重大改革有了宏观层面的决策部署，但配套的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跟进。各地各校改革的热情很高，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单靠地方或者一个部门很难突破。”

　　教育改革需要动真格。有形无神的教改，只是对教育精力的折腾，也将影响公众对教育改革的信心。在教育部门、学校都在大谈教改，也启动“教改”后，大家发现，情况却没有改观，甚至比以前更糟，这将会使大家对改革产生怀疑。一个事实是，对于推进10年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有很多舆论呼吁叫停，甚至还有人建议高考回到全国一张卷的时代，另一方面，在2011年，我国出国留学热进一步升温，这就是有形无神的教改所带来的后果。

　　要让教育改革顺利过河，在笔者看来，必须重新审视教改模式。目前的教育改革，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而教育行政部门恰恰是要放权的部门，这就使教改出现悖论——由要求放权的部门主导自身放权。这样的教改，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调宣称要进行教改，另一边必然设想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教改就这样变为了折腾。要推动教育行政部门真正放权，就必须将教改《纲要》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变为教改法案。如此一来，社会各界将就教改法案进行更充分的利益博弈，经过立法程序的教改法案就具有法律效力（不像现在的《纲要》，只是行政规章，且由于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没有调整，使得推进教改面临法律的阻力），同时，人大也有权监督教育主管部门依法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