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异地高考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复杂，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放禁随迁子女在本地高考，并以户籍作为限制，并不完全是出于户籍福利的考虑，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本地户籍考生考取大学的几率。毕竟，现有教育体制下，高考终究还是一个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各类高校将招生计划配额给各省和直辖市，通过高考予以分配。随迁子女的加入，本地考生能够分配到的蛋糕只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手段、教育方式的不同，学生考试获取分数的能力也不相同，在某些省份，异地高考无形之中还会让本地考生失去竞争力。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相对于其它领域的公共资源，加快向外来人口放禁的同时，却始终不愿意在户籍上让外来人口子女实现“高考移民”，本质上是基于地方对“高考资源”固守之下的“利益壁垒”。尽管“利益壁垒”的存在，客观上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也与外来人口的民生诉求相去甚远，但是异地高考后，大量随迁子女的涌入，又的确给地方争取全国高等教育资源蛋糕的利益，带来整体损害。

　　事实上，异地高考从另一层面考验的还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不从分配上向一些人口流入基数大的省市倾斜，单纯地苛求遵循教育公平，也是不合理与不公平的。要想真正实现异地高考，破除地方的“利益壁垒”，就必须重新审视高考作为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手段的属性，调整与改革分配方式，建立弹性的招生机制，确保地方在推进异地高考的过程中，不发生利益受损。

　　比如，改变高考对地方招生的配额方式，高考的招生与所在地参考人数在全国高考总人数中的比例相挂钩。这样的方式，还原了考生享有教育公平的普遍权利，并有效地解除户籍对权益的束缚，为异地高考构建畅通的渠道，而各个地方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如何防止“高考移民”中利用教育质量“地区差”，带来的不公平“高考竞争”，真正推进异地高考与随迁子女分享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