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化了的“私塾教育”
    一个离现实社会越远的事物越能引起人们无限美好的幻想，对于私塾的幻想就是一个。

　　《新京报》11月5日发表王丽女士的专栏文章《民国大师与私塾教育》，将中国缺少思想文化领域学术大师的反思引向了私塾教育。她认为，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现一批思想学术大家时，不能不联系到他们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

　　王丽女士回顾了陈寅恪、鲁迅、钱穆、钱伟长、任继愈等先生的私塾经历，并对私塾教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私塾教育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华。”

　　这样一个评价让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私塾又变得伟大了起来，但事实果然如此吗？

　　对于私塾教育，丰子恺先生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是这样说的：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像现在学校里的算术、图画、音乐、体操……那时一概没有。……所谓“语文”，也并不是现在那种教科书，却是一种古代的文言文章，那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

　　钱文忠先生在一篇文中也提到：“今天看那些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北大同学在写回忆录，我看一半是假的，要不疯子要不骗子。说，哎呀，北大有很多教授，像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张岱年先生，讲课都滔滔不绝。扯什么呢，这三个教授都是结巴。为什么是结巴呀，从小打的，简单吗？钱玄同先生，那也是我家族的长辈，钱三强先生的父亲，严重的口吃，对不对，从小打呀。”

　　关于私塾，其实有更多的真相，关于私塾的教材和教学内容陈腐、私塾不符合现代教育需要、教学方法不良等，过去曾经进行过非常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更重要的是，私塾教育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形成要靠城市乡村里的大户、善人去举办。有时恰恰是像《白鹿原》中白嘉轩办学堂一样，是因为自己的几个孩子要读书，才“推己及人”的。而在当时，中国的4.5亿人口中至少有85%以上没有进过学堂门的。同时，对于这种教育，我们要看到从私塾中走出来的不光有陈寅恪、鲁迅、钱穆、钱伟长、任继愈，也有《阿Q正传》里的秀才、举人，也有孔乙己。即使如此，真正穷人家的孩子上过学、识过字的也不过是凤毛麟角。只有等到现代学校的广泛举办，广大的平民子弟才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需知，这种受教育的“权利”，在过去的时代是没有的。

　　其实，现在人们重新捧起“私塾”这碗冷饭，一是对当下缺少学术大师不满意，二是对刻板一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抵触。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的观点是我们缺少的是当年北大那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气象。把大学甚至社会的问题推到早期的启蒙教育上，甚至为了大师而不惜牺牲孩子们的快乐童年，这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恰恰正是时代变化的新要求。就像在工业化社会早期，工业品、建筑物以及人们穿着的一致和模式化一样，基础教育的模式化恰恰是工业化生产力条件要求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要求个性化的教育恰恰是“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反动。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请得起私人教师的富裕阶层，他们尽可以搞他们的私塾，但我们绝不能用他们的标准去左右社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