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把一份为期一年的“作业”布置给全校师生:清华新百年人才培养的使命与战略。作为“开场白”,顾秉林只讲了一个话题——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在素质教育的长久探索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障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国内教育而选择出国留学,我们的教育亏欠了学生什么?
一考定终生让学生“不愿嫁、嫁不甘”
李贵川,江西南昌人,20岁,当大多数90后已身在大学校园时,他早已离开校园3年。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银行职员,家庭条件宽松、父母文化程度高是大众对他的解读,但理应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为何成了一个社会人?
李贵川说:“我高二就选择了退学,我不希望在教室这一方囚笼里失去自我,当时亲戚都很反对,但爸妈挺支持,让我自学美术,在外写生的这几年我学到了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
在大多数人看来,李贵川是一个“异类”,但越来越多像他一样对“一考定终生”心存抵触的人选择飞向国外,一些参加了国内升学考试的学生也对自己的“托付对象”感到遗憾。
张娟,现在湖南工业大学就读,高中时曾就读于全国百强中学之一的宁乡县一中,且成绩一直名列前20,但不幸的是,高考时她发挥失常,只超二本线20多分。“我很想复读,但家庭经济实在不允许,我不希望看着父母为我操劳了,所以选择接受现实。”她说。
湘潭大学教育学教授郭新华对“一考定终生”的教育评价体系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正是基于对此种有失科学评价体系的抵触才选择出国留学。“‘一考定终生’给学生和家长造成过大的压力,让他们更加看重书本知识,但市场越来越看重综合素质,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并没有与市场需求完美地结合起来。”
已在出国留学行业工作11年的启德教育研究员刘巍认为,学生规划求学生涯时,会将国内和国外教育进行横纵向对比:“学生高考成绩如果达到二本录取线,基本可以进入国外排名前列的高等学府学习,科学的管理、先进的设备,这等同于与进入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事实上,越来越多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都选择了这种宽进严出的方法。”
课堂教学让学生“学无趣、术不精”
在湖南某高校,记者曾目睹十分戏剧性的一幕:
该校新闻学专业开设了管理学课程,原本三个小班总共100名学生,但实际上课的不到40人。老师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学生就在讲台下玩手机、看报纸……学生聊天声曾一度盖过老师的讲课声,师生似乎处在两个完全没有交点的环境中。
什么原因让学生不愿靠近讲台、亲近老师?该班学生黄建红说:“别的学校同专业的同学对我们新闻系上管理的课很是不解,我们也很疑惑,难道仅是为了凑学分?老师上课索然无味,根本不注重实地教学。”
教学方法死板、陈旧、无新意,是学生反感课堂的根源。怎么做?黄建红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新闻学社会实践非常重要,学校应该多让我们走出去。”
国外教育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刚好弥补了国内教育的缺失,这也促使更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教授何清华表示,应试教育不利于社会多元发展、让学生与社会脱轨、制约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开发等等,而国外高校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和自我发掘。
目标盲目性让学生“无定位、易犯难”
毕业于湖南某高校会计专业的刘乐现在一家家居装饰公司从事文秘工作,今年4月,她通过学校组织,参加了湖南省2011年促进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投出简历数十份,最终接到了一份文秘工作的面试通知。
“我想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多数企业说我没有工作经验。在我们班,工作与专业对口率还不到20%,大多数人都是考研、考公务员。我们学校许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花几万元参加临时培训班,巩固专业技能才找得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刘乐说。
大学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对高校的疑问。在众多高校的网站和宣传手册上,“培养适应两型社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人才”是频繁采用的词句,但学生毕业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从事何种工作并没有具体、详细阐述和说明,毕业生“手无寸铁、不知所向”已成为常态。
社会开始对大学生的“含金量”产生偏执的解读,家住宁乡县枫木桥乡的张月梅在是否送儿子读大学的问题上曾再三犹豫:“大学生都扫厕所了,读了有哪门子用处?”湖南文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新表示,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演变,毕业生早已不再享受分配工作的待遇,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能否找到“好婆家”得靠“真功夫”,但国内多数高校教育目标的缺失让学生难以学到扎实的专业知识。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中国留学监理服务网总监理师、总编辑胡本未表示,虽然很多人在办理留学业务时处于盲目状态,但他们绝大部分的确希望有一个好的职业发展,他们看中了国外教育的先进性、实在性和明确性,这一点是不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