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稍微有些头脑者，在群发上述短信时，都会想想：这是不是太明目张胆了？近年来遇到类似事件，有关部门会组织各单位开会，布置相关任务，对于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做法，基本上采取的方式是 “口头”，并要求各单位只操作不宣传；而具体到各单位，会组织员工或学生开会，但会要求员工、学生对学校的要求“保密”，有的甚至还约法三章 “说出去是要被处分的”。

　　把上不得台面的要求，通过短信群发出去，这足可以表明，这所学院的有关人员，连略作“回避”的想法都没有了。而在事情曝光之后，该校 “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的解释是，“由于学生放假，我校在推动工作中理解不准确，市里从来没有讲过要处理学校，学校也没有讲过要处理学生”。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难道发这样的短信仅仅因为理解不准确？如果上级没有要求，学校有关人员假借上级的要求来要求学生，这不是欺诈吗？

　　依据当前的教育管理现实，符合逻辑的解释是，上级部门对学校提出了做好专家组抽查的要求，要求学校“万无一失”，而学校由于在放假之中，于是只有采取这种将上级的要求传达给学生的办法。

　　在笔者看来，对于此事，不能以学校发公告做说明为了结，而应该进一步调查。或有人认为，这样的事难以调查出一个结果，会不了了之，而且很多地方都这么做，只不过没有被曝光罢了。这种观点是对这类事情的纵容。调查这类事件，不仅对治理文明评估、检查中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有益，而且有助于理清政府和学校、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当前的政校关系中，政府的一声令下，往往学校就必须执行，这是把学校作为了政府部门的下属，而健康的政校关系，则是政府作为举办者和监管者，无权干涉学校的具体办学，不能越权对学校下指令，与此同时，学校应有办学的自主权，可以拒绝来自政府部门的超越监管权力的办学要求。就像要求学生配合调查组的调查，这显然是违背育人理念，引导学生故意作假，学校不但可以拒绝，而且，可以批评政府部门的形式主义做法。

　　毋庸置疑，在长期的行政管理中，我国不少高校已经难以做到教育家办校，办学不是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而是对上负责。这次学校事后的解释，就很明显不是对公众道歉、对学生道歉，而是为给上级带来麻烦深感不安，要出面为上级开脱。向学生群发配合专家调查的短信，从教育角度看，是严重反教育的说谎教唆，相关人员本应“与国际接轨”而引咎辞职。这是涉及突破教育底线的大事，而非一条短信那么简单。但遗憾的是，由于鲜有问责，突破教育底线的事现在做起来越来越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