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袁本涛教授提醒的那样，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教育生源减少，首先波及的是民办高校、高职高专和部分三本院校。

　　与很多大学对生源危机的忧虑还停留在口头相比，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三江学院，正在设法应对冲击。从2011年起，这所民办高校允许专科层次的部分学生“注册入学”。

　　按照该校发布的“注册入学”规则，一名参加全国高考但在统一录取批次中落榜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可以申请就读三江学院的普通类专科专业。这名学生需要拥有高中全部7门科目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但对成绩优良与否不作要求。

　　三江学院录取的依据是考生高考成绩与综合素质成绩的总和。而综合素质成绩受到诸多因素决定。譬如申请人获得符合条件的优秀中学的法人代表书面推荐，可加5分；在高中阶段为校级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团干部、学校运动会单项冠军，甚至“好人好事被县(市)级以上主要报刊或电视台表扬的”，经所在中学公示一周后无异议的，也可加3分。

　　这些衡量素质的标准或可商榷，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此举让高校自主决定录取条件，改变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而且的确是招生处于相对劣势的高校一种吸引生源的尝试。

　　据江苏省教育厅介绍，2011年，该省正式启动高职注册入学试点工作，共有26所高职院校参加试点，通过注册直接录取部分学生。共安排招生计划3800人，主要从民办高职院校和少数公办高职院校开始试点。

　　这意味着在不少中职学校中流行的“注册入学”，来到了高职身边。

    与普通高中和普通大学相比，职业教育界应对“吃不饱”的难题更为迫切。6月26日，在天津召开的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座谈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坦率地说，2011年高职学校的报到人数一定会少于计划录取的人数。她呼吁在座的教育厅长、校长们为此贡献智慧。

　　2011年，教育部计划从全国933万高考报名人数中录取675万人，报名人数下降而录取人数上升，平均录取率比上一年度增加近4个百分点，达到72.3%。

　　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年，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

　　官方数字显示，2000年，我国招收了2295.5万名初中学生，此后逐年递减，2009年降至1788.45万。高中生的招生数2005年达到887.73万，2009年降至830.34万。而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1050万的巅峰之后，进入下降通道。初中和高中生源的减少，对“掐尖”的名牌大学的影响远不如对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那样直接。

　　而根据我国教育规划，中职学校在校生规模2015年要达到2250万人，2020年要达到2350万人，比现在只增不减。一些中职学校为了确保招生人数，不惜“花钱买生源”。

　　鲁昕在天津特别指出，在保证中职学校招生规模、促进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的同时，一定要解决个别中职学校“乱招生、花钱买生源”的问题。

　　她说，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部门的统计，2011年全国应届初中毕业生预计为1751万，比2010年的1797万减少46万。普通高中将招收830万，中职的任务是820万。从全国来看，1751万的初中毕业生，从理论上是可以满足招生需求的。但实际问题是一部分农村初中学生未毕业就外出打工，而且各省职业教育资源与生源配置情况不一，致使中职招生实际生源不足的问题出现。

　　在此情况下，她强调要继续实施招生阳光工程，解决乱招生、乱收费、乱办学问题。中职学校不得参与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组织的非法招生活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

　　鲁昕表示，我国每年大约有100多万学生没有读完初三就辍学，教育部希望把这些孩子找回来读中职。她不反对有的地方搞“中职预科”，有的孩子念到初二，如果觉得参加高考没有希望，可以探索从初三开始进行基础教育和中职教育的衔接。

　　她还表示，教育部将继续推进“普职渗透”，鼓励中职向初三渗透，高职教育向前延伸。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课程。对于希望升入职业学校或较早开始职业生涯的初三学生，初中可以通过开设职业教育班或与职业学校合作等方式，开展职业教育。

　　在这次座谈会上，鲁昕还提出，要大力发展各类非全日制职业教育。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可申请适当延长或缩短基本修业年限，毕业证书对生源、学制、学习渠道、培养地点等给予写实性描述。

　　非全日制职业教育也是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维津希望用力的方向。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教育部门批准的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天津市第一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高等院校，在国内绝大多数省份招生。该校目前有全日制在校生5800多人，非全日制的培训生基本与这个数字持平。

　　张维津说，学校希望每年培养的非全日制学生达到在校生的两倍。他认为，学校将来的发展要靠“一足两翼”，学历教育是“足”，两翼一是产学研结合，一是对外培训服务。
　
    最近，张维津院长去韩国考察，发现当地职业院校同样存在着生源不足的状况，而且明确瞄准了海外生源。近几年，张维津在本校的各个场合都强调“生源危机”，希望将危机意识传递给每个教职员工。他总是提醒老师们说，这几年经过扩招，很多学校规模扩大了，但高中毕业生递减，意味着高职潜在的生源在减少。

　　张维津认为，应对生源危机最根本的是坚持内涵发展，通过提升学生培养质量，紧贴行业和地域对人才的需求，在培养过程中加大企业的参与。“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得到认可，我们就会有生存空间。”

　　对于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来说，“生源危机”不仅在于报考人数的减少。该校的报到率在同类院校中处于较高水平。

　　令张维津感到忧虑的是，生源减少了，本科院校的门槛降低，这抢走了部分生源，导致高职院校生源质量的普遍下降。如2008年该校在某省份录取的最低分接近500分，如今降到了400分以下。

　　“生源的下降，对学校和老师的要求更高了。因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不能变。” 张维津说，这需要学校在教学上做出改变，比如在教学组织中，有些是以项目和分组的情况来实施的。有些学生属于技能型，要着力培养其技能。有的学生属于知识加技能型的，有设计和创新的潜力，要培养其综合能力。与之相对应，评价学生的方式也要以过程考核为主，“不是以一张试卷、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

　　分管招生的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文娟发现，如今高考招生中各省份留给高职的补录环节越来越少。该校原先在全国多数省份可以补录学生，现在则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各地高校普遍“吃不饱”，尽量将生源留在了本地。地方保护主义使位于大城市的院校生源更为紧张。

　　2010年，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计划是2200人，最终形势不错，录取了2240人。2011年，该校将计划定为2190人，考虑到可能的流失率，校方希望保守一点，招到计划的93%就算完成任务。张文娟说：“如今没有一个学校的指标是定到100%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职教师对记者感慨，生源质量的落差，导致教学难度更高，需要教师付出更多。他形容，如今给学生上课，平时要督促记笔记，期末要检查笔记，“像教小学生一样”。有些问题尽管中学课本上学过，也要提醒他们去温习。

　　令他最头疼的是考试阅卷，同一个班里，有人得90多分，也有人考6分、2分甚至交白卷。一名考了20多分的学生要求老师通融一下，因为自己“要入党，要找工作”。这位老师担心，生源危机带来了学习风气、学习能力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