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联考和自主招生正在改变当前教育应试化、招生录取不公平的现状，但中国仍面临高校自主权有限的瓶颈

□ 本刊记者 张艳玲 兰方 | 文

高校招生“战国”时代来临。2010年11月25日，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八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签署全方位合作协议，决定在2011年自主招生选拔录取中实行联考。它们还将在学生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探索更大规模和范围合作。网友戏称之为“同济联盟”。

此前的2010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等七所院校联合发布公告，称将在自主选拔录取中联合命题、统一组织笔试并共享考试成绩，根据笔试成绩确定参加面试考生名单。加入这一联盟的院校至11月25日已扩大到13所。这即是所谓的“北约”。

与之相对还有以清华大学为首、被称为“华约” 的同盟。2009年，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五校首次联合开展自主招生，今年又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加盟其中。在此两大“盟约”之外，北化工等四院校也已进行联考。

高校联盟的出现，意味着自2001年起，以深化改革、扩大高校自主权为出发点的自主招生改革，将一改“散兵作战”的局面，而以扩大的规模形成同盟，分别以不同形式的联考，加之多元选拔的面试，来为高校和考生提供更多选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认为，此举将成为一种趋势。

不过，在教育部11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续梅称，高考和自主招生是并行的，大的原则是坚持高考制度第一位；联考是一个新的东西，自主招生不能操之过急。

联考试水

目前，各大“盟约”招考模式大致相同。“华约”委托专业考试机构举办“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学业能力测试”，“北约”则集合各校师资力量联合命题。学生在各“盟约”内可自主申请两到三所学校；高校则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性参考联考中的成绩指标，并通过更多元的面试最终录取学生。

参与联考的高校解释，此举目的有二：一是节约学校和学生的考试成本，避免学生在不同城市、不同高校间来回奔波；二是增加双方的选择机会。

此外，人们似乎还从中看到了学界呼吁多年的高校招生改革未来图景：将统一考试成绩作为一种评价指标，待成绩公布后，大学自主确定申请者的高考成绩门槛；然后结合申请者的中学成绩、中学推荐、中学综合表现以及大学的面试考察，择优录取。

在这已为欧美不少国家采纳的通行模式中，统一考试指向公平性，多元素考察指向多元化。二者结合可改变当前以高考为导向的教育应试化、招生录取不公平的现状。

尽管当前参与各大联盟的高校数量及招生名额有限，但有乐见其成者，相信由高校主导的高水平测试，将打破高考一统天下的局面，学生可用该成绩向更多的大学申请，不再“一考定终身”；也有持谨慎态度者，认为此举仅是阶段性探索，受其影响的高校与学生均有限，难成未来主流。

高招改革曲折

联考的出现，与此前中国高考制度向地方放权有关。由于出题权下放到地方，打破了传统的统考模式，统一录用标准缺失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而招生指标由各地制定，更加剧了招生领域的不公。

1977年，中国重启高考制度。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选拔方式延续至今。然而，由于不少高校将高考分数作为选拔学生的惟一标准，并以简单的一两分差别作为判断录取与否的硬性尺度，招致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抨击。同时招生制度的公平性也越来越遭受质疑。

此后，高考制度改革也和市场化改革类似，大学招生和考试权逐渐下放到地方。一个主要的做法是，各高校在不同区域间差别性地下放录取指标。这种举措原本旨在协调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事实上却成为对本地学生优惠录取，造成招生录取中因地而异的不公平局面。

自2000年开始，教育部又启动了自主命题试点。到2010年，已有16个省份自主命题，以往的统考模式就此被打破。在主管部门看来，这是为了兼顾各地差异，方便各省市统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但在学者看来，各自为阵的自主命题，导致招生录取没有统一标准，把本不公平的招生工作更加复杂化。

北京大学宪法学者张千帆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央恰恰下放了不该下放的权力。就和经济管制权的下放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一样，招生考试权的下放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

面对社会的不满，改革呼声强烈。普遍的共识，是将考试作为评价指标，而非选拔指标，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状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在录取中则需促进机会公平，并建立多元化的录取机制。

不彻底的尝试

自主招生的出现以及大学间的联合，似乎在形成多元化的层面，向着理想图景迈进了一步。2001年，自主招生改革启动，其目的即是“打破高考垄断、探索招生方式多元化”。

自2001年起首批三所高校试点后，2003年，教育部在全国选取了22所“211工程”重点大学，各自拿出5%的招生名额，进行自主选拔录取的改革试点。2004年，全国自主招生试点高校增至28所。2010年，进行自主招生的院校达80所。

按照规定，自主招生选拔由高校自行组织，各校多在11月底公布自主招生简章，通常面向成绩优异的“尖子生”及学科特长生。考试一般由笔试、面试两部分组成。通过考试的考生均须参加全国统考。在高考录取时，考生可获得20分或不等的优惠。

近一两年，各高校招生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从2009年起，生源质量好的高校自主招生比例将不再设定5%的上限，北京大学公布的自主招生比例将达到10%。对少数特别优秀的考生，高校可以突破原有的限制，不要求考生分数必须达到生源所在地同批次分数线。

不过，照此前的格局，学校自主命题的考试仅在该校适用，参考学生有限，其影响力与全国高考不可同日而语。而当前联考的出现，则似乎渐渐切入“打破高考垄断”的题中之义。

如“华约”的“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学业能力测试”，即已向着社会化的考试品牌发展。厦门大学招生办张主任告诉本刊记者，“北约”选择联合命题的方式，也是为了集合各校的师资力量，打造更科学的测试方案。

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看来，不同的联考品牌完全可能更加社会化，并与高考品牌相竞争。作为不同的考试，品牌间可以通过公信力、质量等方面的竞争，获得更多学校的认可，成为更多学校所采纳的评价指标。

不过，在当前各高校的自主权限范围内，联考所覆盖的学生面还十分有限，且学生参加完自主招生后还要进行高考。不少家长担心，越来越多的联考事实上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更为家长所质疑的是，联考是否真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几大名校近年来对尖子生、“状元”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不少专家指出，当前的联考模式有“圈地选羊”之嫌，加剧了生源的竞争。如此前北大与清华等名校的自主招生，往往在同一天进行，考生不得不作出取舍。

熊丙奇指出，“高校联考+自主面试”是可行的，但当前考试是与学校捆绑，因而在事实上会成为高校抢生源的工具。各个学校考试时间基本是同一天，联考进一步限制了考生参加另一阵营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学生最终还需参加高考，获得降分资格后只能报一所学校，最后沦为各高校之间争夺生源的“炮灰”。

公平性难题

更大的难题，是在自主招生考试的公平性上。

与由行政部门主持的高考相比，由高校主持的联考，其甄选成本相对高昂。尤其对比5%的招生名额，高校不可能组织面向全国考生的考试。谁有资格参与自主招生选拔，便成为难题。

各校自主招生的简章上，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普遍是“优秀”的高中应届生。何为优秀，并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的教师赖兵告诉本刊记者，重点中学一般都能拿到自主招生的指标，由学校推荐优秀的学生。

此外，没有推荐名额的学校，或者未被学校推荐的学生，还可以自行去各高校网站下载表格自荐，不过基本都石沉大海。

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报告印证了上述说法。该报告在调查了北大、清华两校的自主招生名额分配情况后发现，虽然其自主招生面向全国，各地的招生比例没有公开，但可以肯定北京市考试通过考试的比例远大于其他地区。

即便在北京市，各个中学的考生参加自主招生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并非所有北京申请人都有机会，他们首先得经过一轮“初审”筛选过程，初审“合格者”才有机会进入笔试和面试，而只有30所左右的北京市中学所推荐的学生才符合初审“合格”的标准。

重点学校在自主招生中优势地位的制度化体现，即是北京大学所推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获得北京大学“实名推荐”资质的全国39所重点中学校长，在面向社会公示的前提下，可实名推荐优秀的学生。合格的学生将免于参加北京大学自主招生笔试，直接进入面试；面试合格者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北京大学一批次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

在此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学生弱势地位十分明显。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一中高三班主任姜成老师说，县级中学几乎没有人能参加自主招生的笔试，而获得该信息的学生人数也十分有限。在承德市实验中学老师袁福山看来，包括北大推行的校长实名推荐制在内的各种招生改革，只是全国少数重点中学的游戏。

宪法学者们对此表示担忧。张千帆指出，自主招生考试命题灵活多样，并不按照课本内容命题；农村考生从小受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知识面较城市孩子更窄。在面试环节，考试的口头能力、反应速度、整体形象等方面，农村孩子也很难有优势。更何况面试在学校所在地进行，为参加考试所付出的物质投资也是不少农村家庭难以承担的。最为关键的，农村中学很难进入高校所认定的“合格”学校的范围内。

不可否认的是，以联考为趋势的自主招生，虽然打破了以往高考模式的垄断，但在招生数量有限且降分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多元化作用有限。而考生参加自主招生机会的不均等，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高校招生中的不公平。

呼吁进一步放权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上述问题不难解决：先进行全国统考，在此基础上，各大学也可以自主考试。他说：“无论考试方式和组织主体如何，都必须保证对全国的考试完全开放、平等。”

至于作为选拔基础的全国统考，是高考还是其他社会机构或者高校主持的联考，他认为应该由大学自己决定。不少学者进一步指出，大学的自主招生比例也没有必要局限在5%或10%范围内，完全可以达到100%。

2007年，中南大学在湖南开始了“综合评价录取”试点。根据这个获得教育部特批的试点方案，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中南大学将划定一条“考核资格线”，达线的考生可以申请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综合素质及能力考核。最终考生的高考成绩和学校的考核成绩共同构成综合评价成绩，并作为学校录取的依据。录取工作在本科第一批录取工作之前开展，不影响落榜考生继续参与正常的录取程序。至于考核内容，则十分“特别”，包括公民素质、科学思维、人文素养、人际交往、创新想象以及个性特长。

尽管此番探索仅在湖南省内小范围进行，但无疑为后来者提供先鉴。2010年11月9日，北京大学网站上公布北大11名教授联名致信北大校长要求招生改革的公开信。包括文东茅在内的11位教授认为，北京大学应当进一步加大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

他们建议的方案，即是以高考成绩作为基本门槛，学生根据高考成绩再向北大提交申请，并参加多学科专家团队组织的面试，以此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的考察。

联名信称，为了实现这一改革，学校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科学严谨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以确保公开公正公平的选拔原则，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不过，这样的方案，需要教育部门对高校进一步的放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介绍，当初教育部之所以会限制自主招生的学校和招生比例，并且要求通过自主招生的学生还要参加高考，就是担心操作不规范，存在腐败、舞弊，造成新的不公平。

当前各高校公信力、信誉度还有待建立，高校的权限究竟放到哪一步为宜，教育部表态：“谨慎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