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潮汕地区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滌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庄世平，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他传奇性的一生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堪称潮商楷模。
1911年，庄世平出生于普宁县果陇村一个世代饱读诗书的殷实侨商之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聪明好学，使庄世平从小就具有刚强的性格、过人的胆略。在普宁旅汕同乡创办的高级小学学习期间，庄世平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著名经济学家许滌新。许老师和蔼亲切、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给年幼的庄世平留下了深刻印象。14岁那年，庄世平以全年级国文第一、算术第二的成绩，考进当时全潮汕颇负盛名的、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中学，后来，他先后在厦门、上海和北平求学，并在求学期间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从此与光明同行。
抗战期间，年轻的庄世平积极联络爱国华侨，以商贸作为掩护，历尽艰险，极大地保护和支持了抗日爱国力量，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之际，庄世平的恩师、著名经济学家许滌新对他说：“建设中国，也需要华侨的支持，你的华侨亲戚多，你还是去海外做生意吧。我们不缺打仗的人才，不缺政治人才，但会做生意的人才太少了！”于是，庄世平和苏联驻重庆商务代办处，签订了一份总代理苏联在东南亚和香港的电影发行和放映，以及药品、海产工业品销售合约，奠定了他以后从事商业的基础。
全国解放前夕，西方国家形成一股敌视新中国的势力，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香港则具备沟通国际贸易和对外往来、联系各地华侨的有利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冲破经济封锁的重要作用。1949年，依靠借来的10000美元，学经济出身的庄世平在香港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使其成为港澳地区首先同新中国建立金融业务往来的银行，也是第一家高挂五星红旗的港澳金融机构，肩负起支持、服务新政权，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沟通国内外经济活动，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经济封锁的光荣历史使命。
庄世平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决定发挥南洋商业银行的优势，开展侨汇业务。他把港澳及海外侨胞作为主要客户对象，以经营侨汇为业务重点，并制定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业务宗旨，这既为新中国提供了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外汇资金，也解决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汇款的困难。由于业务方向对头，侨汇服务安全、可靠，效率高，南洋商业银行很快就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支持与信赖。而在开业之初就成立的南洋商业银行华侨服务部，则因为设立专人跟进、办妥华侨委办的事情，成了家喻户晓、名副其实的“华侨之家。”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建立后，为拓展澳门业务，庄世平又在澳门创办了南通银行。为了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庄世平把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3.30,-0.02,-0.60%)，并于1987年完成了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在南洋商业银行发展的数十年中，庄世平一直秉承“积极进取，不进则退”的经营理念，在逆境中寻求出路，坚持发展，绝不退缩，以无比的信心和毅力，将南洋商业银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爱国银行”。在经营银行业务之外，庄世平还积极参与汕头特区建设，投身家乡教育事业，为潮汕地区留下了物质与精神的财富。
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里，庄世平的传奇经历有如一部历史：他一生奉献，居功至伟，却从不为己谋取任何私利；他不畏艰难，开拓创新，其表现出的商业精神，更是中国华侨史上一座精神丰碑。
“一老功勋邦国重，万人追仰惠泽深”这是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中国银行名誉副董事长、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题写的挽联。2007年6月2日凌晨，一生行事低调的庄世平离开人世。他的离世，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轰动。身前身后，人们给予他无上的荣耀——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勤勤恳恳的金融家。
李嘉诚
“行街”推销不懈上进 半世奋斗首富传奇
从推销员到总经理，再到华人首富，李嘉诚写就了一个潮商的传奇。
由于日军侵华，1939年6月，李嘉诚一家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祸不单行，这时候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当时，李嘉诚全家生活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父亲身上，而身为长子的李嘉诚，则是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地温习功课，希望父亲能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能度过难关。然而，李云经还是没能熬过那年的冬天，撒手归西了。父亲病逝后，14岁的李嘉诚不得不眼含热泪，被迫离开学校去打工，用稚嫩的肩膀，挑起赡养母亲、抚育弟妹的重担。
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李嘉诚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且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公司、最后一个离开公司。3年后，在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带制造公司，17岁的李嘉诚谋得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行街仔”的推销生涯。勤奋加自信，使李嘉诚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成为全公司营业额最高的推销员。当销售员是非常辛苦的，但，就是再忙，李嘉诚也要到夜校进修学习，并打算在会考合格后去读大学。由于出色的推销成绩，老板为挽留李嘉诚这个人才，索性把他提升到总经理的岗位上。
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不仅丰富了李嘉诚的商业知识，而且也使他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懂得了宽厚待人、诚实处世的做人哲学，这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业务关系，李嘉诚一直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顺带提高英语水平，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李嘉诚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行创业。1950年，李嘉诚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舅父的借款共5万港元，开设了长江塑料厂。1957年，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赴意大利考察，回港后把“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积极扩充厂房，转产塑胶花，争取海外买家的合约。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加之产品能不断创新，李嘉诚企业的业务迅速发展，成为香港乃至全球的“塑料花大王”。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 之后，李嘉诚又瞅准地产业发展的机会，开始了日后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出身寒门的李嘉诚，通过半个世纪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从一个普通人成为商界名人，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李嘉诚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旗下拥有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实)、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和黄) 、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基建)和 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港灯集团)等多家公司。每当提起他的成功，李嘉诚总是很谦逊，他坦言，成功的前提就是要有良好的处世哲学和用人之道。
“一个有信用的人，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机会。”这是李嘉诚给年轻人的忠告，也是他的座右铭。
谢慧如
创业行善一生 潮人永恒的骄傲
被誉为“泰国潮商典范”的谢慧如，上世纪20年代自潮安到泰国谋生后，历经近30年的艰辛拼搏，从打工仔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并以仁慈胸怀广做善事，对潮汕故乡诸多贡献，是名扬华人世界的大慈善家，在泰国更是潮汕人乃至中国人的骄傲。
1913年，谢惠如先生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官塘镇白水湖村一户农民之家，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经常跳级，深得父母钟爱及教师器重。1927年，只有14岁的谢慧如，为了生计不得不辍学，拿着父亲仅有的一千银元做路费，前往泰国谋生。
谢慧如先后在泰国东北部的坤敬、万沛等地当过打工仔、店员，历经世态炎凉，饱尝人生磨难，但，他从不气馁，心存发愤图强之志，自学文化知识，钻研经营之道，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和一定知识经验后，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经商之路。
泰国盛产稻谷和木材，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谢慧如首先在乡村办了个小型碾米厂，为客户加工稻谷。创业伊始，谢慧如就坚持诚信待人。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商人通常是在收购稻谷前去银行贷款，而银行需贷款人出示大米购买的买卖合同才会发放贷款。当谢慧如第一次从银行贷款收购稻谷后不到两个月，米价就上涨了。此时，有买家要以高于原合同价的价钱向他购买大米，他拒绝了，坚持以当初的合同价如数与之前签订合同的买家交易，宁可让利三分也要讲究诚信。如此，谢慧如得到了比金钱更可贵的信誉，当地银行也因此不再要求他出示任何买卖合约便贷款给他，许多大米商家也愿意找他做生意。随后，他又办起一个木材厂。由于踏实能干，诚信待人，谢慧如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为他后来开办大型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办小碾米厂和小木材厂十年之后，谢慧如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及比较雄厚的资本，不满足于现状的他，决定扩大产业，进军泰国首都曼谷。于是，谢慧如在曼谷创办了泰联企业有限公司，拥有了颇具规模的碾米、木材、冷冻等工厂，还创办了保险业、建筑业、米业、糖业、麻业、货物仓储、进出口贸易公司等企业。由于运筹得当，谢慧如的各项事业均蒸蒸日上，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
谢慧如在曼谷站住脚跟以后，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进一步拓展商业“领地”，先后在泰国东北部创办了十几家碾米厂，承办了几家泰国政府的酿酒厂，创立了舂蓬矿业有限公司、远东三环喽铅瓦厂，同时还组建了远东实业有限公司，其生意在泰国境内越做越大，越做越火。与此同时，谢慧如还以一个国际型大企业家的气魄和胆略，遍访欧、亚、美、澳许多国家，考察各国工商业的经验和商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与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厂商建立贸易关系，事业日益蓬勃发展。
在成为富豪之后，谢慧如自己生活俭朴，但，对慈善福利事业，却从不吝啬，一掷万金，不论是在泰国、还是在潮汕家乡故里，他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都竭尽全力。他曾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上取得什么，而在于他给社会付出什么。办好事没有地域界限之分，只要做得到，都乐意尽力而为。”谢慧如先生一生乐善好施，在泰华社会被誉为“大慈善家”，有“好心过谢慧如”之说，其捐赠多到不胜枚举，并因此荣获泰皇一等皇冠大绶勋章和一等白象大绶勋章。作为旅泰著名侨领、实业家、大慈善家，泰国中华总商会和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永远名誉主席，旅暹潮安同乡会永远名誉理事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汕头市、潮州市荣誉市民，谢慧如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在天津、北京、四川、汕头等处为社会公益事业、文化福利事业捐过巨资，受到了中国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得其一生最高荣誉和待遇，被媒体评说为：“这也是对谢慧如多年来为社会做贡献，促进中泰友谊发展的肯定。”
1996年1月，谢慧如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曼谷各大华文报纸皆在显眼位置发布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也向国内有关单位发去谢老不幸逝世的电文。泰华报纸刊文：“德高望重的泰华大慈善家谢慧如老先生仁厚慈祥、乐善好施、造福社会、惠益人群，名垂海内外。”中国国务院侨办主席廖晖通过使馆给谢氏夫人发的唁电中写道：“谢老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泰王国社会公益事业，倾心服务于泰华社会，为促进中泰友好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精神将长留中泰两国人民心中。”在谢慧如的灵堂遗像前，正中是泰皇、皇后和公主送的花圈，其悼念活动持续100天后，由泰皇择吉日火化。如此殊荣，已足见谢慧如先生的社会地位及个人声望之崇高。
谢慧如的一生，是创业、行善的一生，他是潮汕人永恒的骄傲！2008年，谢慧如荣登“改革开放30年华人慈善30人”榜。
林百欣
富家公子勤创业 坚韧打拼赢盛名
与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不同，林百欣出身富裕家庭，其父亲为汕头银行家林献之。虽生于大富之家，但，林百欣却不想成为一名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抗战前的一天，二十岁出头的林百欣经过香港九龙城，看见一个乡里人拿着一大包绣花女仔衫，便心生一计：让乡里人在家中加工衣服，由他自己四处推销。其后，他到几间专门从事出口东南亚贸易的公司谈合作，双方一拍即合。在订单不断的情况下，林百欣索性自己开了一间名叫“成福”的制衣厂从事制衣。由于林百欣早年经营的制衣厂，订单多来自非洲，当时行内人都称他为“非洲王”。1947年，林百欣的丽新制衣厂成立，主要生产恤衫和西裤。随后，他收购“鳄鱼恤”，追加近10亿港元投资，继而拓展日本市场，使之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服装品牌之一。1953年，林百欣更一鼓作气，将其产品打入英国市场，成为第一位将“香港制造”的商品销往英国的厂商。上世纪50年代，是林百欣在针织业中快速扩张的时代，他将“丽新制衣厂”与“成福织造厂”合并，扩大了衬衣、西裤的生产。上世纪60年代初，丽新制衣厂的产品成功打入了美国市场。1964年，美国开始对纺织品输入实行配额制度，不少新生厂商倍受打击，而林百欣由于是最早开拓美国成衣市场的厂商，因此获得相当多的配额，一跃而成香港针织业大户。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林百欣注意到，没有品牌的服装卖不出好价钱，于是，他积极与世界各著名服装商联系，获得多家世界名牌服装的代理权，生意越做越大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林百欣涉足香港地产业。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丽新集团兴建了大量工业楼宇，其中，除小部分自用外，大部分用于出租。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丽新集团仅出租的工业楼宇已达十多万平方米，年租金收益达七千余万港元。上世纪80年代，由于香港再现移民潮，房地产业随之陷入低迷。此时，林百欣展现了超人的眼力，他果断地将公司从成衣制造、厂房出租和出口配额买卖方面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地产业，购买了大批廉价的物业及地皮，为丽新集团向百亿元超级财团的发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地产业，也随之成为丽新集团的主要支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百欣以家族名义购入香港亚洲电视超过3成的股权，成为亚视董事局主席，6年后，他个人及丽新公司持有亚视股权67.5%，成为最大股东。其后的十余年，林百欣在商场上并不顺利：投资亚视10亿化为乌有；1996年，高价购入富丽华酒店，又因金融风暴而大幅贬值；1997年，因牵涉台湾征地案官司，滞留台北一年多。尽管饱经挫折，但，林百欣仍然屹立不倒，其坚韧的毅力，备受港人称道。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是林百欣辛勤耕耘一生的写照。一提“爱拼才会赢”这一人生座右铭，林百欣总是乐不可支：“是呀，爱拼才会赢，我是拼的。但，我做生意从来不去到十足，会留三成后路。”
陈弼臣
8块大洋闯暹罗 长袖善舞缔造金融王国
8块钱在你手上，你会拿去做什么？也许你会觉得它很少，根本不会在乎；或许你只是拿它去花费，一杯奶茶，或者一餐盒饭。而陈弼臣，却能手握8块大洋独闯泰国，逐步缔造起金融王国。
1910年6月24日，陈弼臣在泰国出生。在他两岁的时候，随母亲回到家乡广东省潮阳县生活，接受华文学习。在家乡的陈弼臣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潮阳六都中学。然而中学未读满一年，因家贫无力交纳学费，年仅17岁的陈弼臣，向人借了八个大洋，辞别母亲，独自前往泰国谋生。
到达泰国后，人生地不熟的陈弼臣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而父亲的失业，使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他过于年轻的肩上。为了生活，陈弼臣什么事情都肯干：在酒楼当跑堂，同时利用工余时间自学泰文，后来还当过搬运工、小贩、厨师，直至在“益成木行”打杂，生活才稍加安定。在木行，陈弼臣从苦力做起，许多脏活、累活他都大包大揽，吃苦耐劳，从无怨言，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与此同时，聪明好学的陈弼臣，还很快地熟悉了木行的生意情况，成为同行眼里的木材行家。由于陈弼臣能一眼判断出木材的厚度、长度及质地，在建筑界颇有声名，他的职位也从杂役提升为文员、会计，最后又被破格提升为木行经理。
机会往往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泰国奋斗颇有成就的商界名人郑景云见到陈弼臣，对陈弼臣埋头苦干的精神非常赞赏，于是委任陈弼臣为他的兴隆有限公司经理。由于陈弼臣的勤奋、苦干，对木材的品类、成材比数了如指掌，生意进展相当顺利。
经过数年努力，陈弼臣略有积蓄，他和朋友合资创办了曼谷木业公司，自任经理。在经营木材活动中，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之后，为不断拓展经营业务，陈弼臣开始兼营“星原货栈”、“亚洲保险”公司等企业，至此，除继续经营木材之外，他经营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五金、文具、食品、大米、药材、保险等行业。由于陈弼臣从商坚信一个“信”字，加之经营有方，他创办的企业生意兴隆，其曼谷木业公司更是在短短数年里成为泰国商界著名的商号，这为他后来向金融王国迈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1944年末，二战接近尾声。时年34岁的陈弼臣，以一个企业家的眼光，预见到战后经济复苏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他同其他商人一起集资20万美元，于1944年12月1日创办了一家民营银行——盘谷银行，总部设在华人区三聘街一座二层楼的楼房里。盘谷银行开业后很快树立起信誉，到1946年银行就赢利230万铢，存款额达4700万铢，银行职员也从23人增加到74人。
银行创办之初，陈弼臣也只是董事会中的一名董事，没有直接参与银行业务。第二年夏天，他才出任银行买办。期间，陈弼臣在发展银行存款和贷款业务方面成绩卓著，从而获得了董事会的信赖，1952年，陈弼臣受董事会推举，膺任银行董事总经理，总揽银行决策及日常事务大权，至此，他真正走进了银行界。在陈弼臣的主持下，盘谷银行非常注重与泰商和华商做生意，争取到众多泰人和华人客户，使盘谷银行在银行界快速确立了领先地位。至1952年8月，盘谷银行的资产已从400万铢上升到5000万铢。当时，因有两家对手银行散播谣言，盘谷银行两度遭“挤提”，陷入严重困境，银行股东纷纷离去。而陈弼臣却凭着他果敢的风格“逆流而上”，毅然买下全部股份，从此全权掌控了盘谷银行，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同年，陈弼臣出任该行总裁，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盘谷银行在他的精心擘划下，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
陈弼臣深知香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于1954年率先在香港开设支行，并与友人合作经营香港商业银行，后来又相继在东京、新加坡、台湾、纽约、雅加达、伦敦等处设立了分行机构。上世纪60年代之后，盘谷银行的海外业务又有了新的发展。到80年代初，盘谷银行已成为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在泰国拥有263家分行，并在国外拥有15个分支机构，员工共计16683名，其中7000多名是女性。
今日的盘谷银行，已成为泰国重要的经济支柱。泰国每年的出口贸易中，有40%是盘谷银行资助的，此外，盘谷银行还经营着泰国40%的大米贸易，拥有140家保险、金副和船务公司。1983年6月，美国《金融》月刊(公共机构投资者)就将盘谷银行列入全世界最大的12家银行之一，而其1984年公布世界12位富甲天下的银行家，陈弼臣位列其中。美国《时代》周刊(1982年3月号)称：陈弼臣是“泰国的头号大亨”、“泰国的最大家庭企业王国的北极星”。陈弼臣深受泰国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爱戴，国王和政府曾多次颁赐他各种勋章。多年里，陈弼臣曾担任泰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席、泰国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曾经有人向陈弼臣讨教事业成功的秘诀，他非常谦虚地说：“我的事业只是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取得成功的。”身为金融巨子，陈弼臣却丝毫没有炫耀自己过人的经商本领。很多人都把自己平庸的人生归结于没有好的机遇，但陈弼臣的故事却告诉我们：机遇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路是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
陈伟南
不甘平凡闯香港 赤诚行商爱国心
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1966年1月发现，国际编号为“8126”的小行星，是以香港爱国实业家陈伟南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为了表彰他爱国爱乡的情怀和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陈伟南出生于潮州市沙溪镇，1936年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现为韩山师范学院)毕业后，孝顺的他顺从了父亲的心愿，回到沙溪。年青的陈伟南卖过生柑、扒过猪粪、种过水稻、理过账目，因为不甘心平凡地过一辈子，一心希望到外面闯荡的他，在1937年春节过后，终于说服了父亲，赴港谋生。在香港，他当过店员和小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事业有了一定起色。香港遭日本侵略沦陷后，他无奈回乡务农，后又于1946年再度赴港，在复业的香溪公司当职员。1947年，新加坡的商人到香港推销橡胶，陈伟南看到了香港新兴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广阔前景，于是，他紧紧把握机会，和林作辉合作创办了星洲胶业公司，代理销售马来西亚、新加坡橡胶。星洲胶业公司橡胶销售还算不错，但资金严重不足，又借贷无门，这可愁煞了创业伊始的两个年轻人。在冥思苦想后，陈伟南他们终于想出“以诚取胜”之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量力而为，绝不拖欠货款。这个方法还真的见效，货主对“星洲胶业”信任有加，供货源源不断，规模越做越大。后来，陈伟南还创办了星洲贸易有限公司，扩大经营项目，主要经销橡胶、粮油食品，并总代理欧洲一些品牌生粉、粟粉的销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商人，陈伟南敏锐地意识到“生意机会来了”。他开始盘算扩展业务，加强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把生意做到广州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激起了陈伟南的爱国心，他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动用各种关系，输入内地急需的物资，运出内地需要出口的货物。为了把生意做大，1952年，陈伟南又在澳门创办星华贸易有限公司，由他的表弟许世元掌管，经销中国的粮油、土产与副食品。
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从转口贸易开始向工业化转移。当时，中国内地对香港家禽的供应减少，且质量有所下降，港英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扶持发展当地禽畜饲养业。陈伟南敏锐地感觉到饲养业的发展必将为饲料业带来无限的商机。于是，在1964年，陈伟南创办了屏山企业有限公司生产饲料。由于应市而生，屏山饲料厂的规模日益扩大，陈伟南在业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1970年，在陈伟南的倡议、发动、组织下，成立了香港粟米饲料进口商会，会员50多家，一致推举他任主席，至今30年，深得会员爱戴支持，年年连选连任。1983年初，陈伟南引进最先进的设备生产混合饲料，屏山企业成为当时香港禽畜饲料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国际饲料》杂志称：“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为此，陈伟南也被港人誉为“饲料大王”。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这是陈伟南一直倡导的价值观，这一信念，使他成为海内外潮商道德的楷模。
谢国民
年轻少爷继承父业 远见卓识掌舵“正大”
大型超市卜蜂莲花的老板——谢国民，是幸运的，他没有辛酸的童年，也没有白手起家的艰苦创业史，他是从父亲谢易初手中接过“正大集团”的，那年他刚满29岁。
谢国民是家中“正、大、中、国”四兄弟中排行最小，也是最受父亲谢易初赏识的一个孩子，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得以掌舵谢氏家族旗舰的最主要原因。小时候，父亲为了让谢国民学习中文，送他回汕头念书，后来他又到香港学习经济管理和商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泰国。当时，谢易初并没有让谢国民马上进入正大集团，而是吩咐他在其他公司谋职，以积累从商经验。
谢国民先在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之久，1963年才到父亲创办的正大集团任职。谢国民勤奋、能吃苦，在他身上看不到富家子弟常有的骄气，却显露出了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深谋善断的企业家气魄，这给父亲谢易初留下极佳的印象。
1968年，谢易初把正大集团董事长的大权交给了谢国民。谢国民接任正大集团董事长之后，即表现出勇于开拓、进取的企业家作风，正大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向农牧工商的方向高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正大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26个饲料厂，年产量250万吨；在泰国有50多家经营饲料的公司，垄断了泰国国内的饲料市场；在东南亚、中国、美国、欧洲及大洋洲共有200多家分公司。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刚刚开放，谢国民就决定在中国投资，使正大集团成为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贸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至今，谢国民与中国合资及独资经营的企业超过70家，范围从初期的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发展到房地产、金融及通讯领域。
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损失严重，众多企业纷纷破产，在危机打击下，作为泰国最大的企业，正大集团也未能幸免，集团业绩大幅走下坡。内忧外患，谢国民作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卖掉泰国境内“莲花超市”80%的股份，用以还清债务，使得集团总部的资产得以保全而不需重组。谢国民被迫收缩经营战线，一方面大幅紧缩投资战线，抛售部分资产以保持和巩固其核心业务；一方面关闭或退出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如亚太石化等，防止企业继续失血。与此同时，谢国民还以出售莲花股份的方式，来保住中国的“易初莲花”超市。自1997年，“易初莲花”在中国上海开设第一家门店，拉开“易初莲花”转战中国市场的序幕以来，由“易初莲花”更名而来的“卜蜂莲花”，已稳稳占据了当今中国连锁超市的前排位置。
事实证明，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表现，谢国民都显示了一个卓有远见的实业家所具备的超人智慧和才能，他不负父望，光大了正大集团。
回顾自己所经历的商海风雨，谢国民曾这样总结：“我想，作为一个明智的商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无论在经济高潮还是低谷的时候，都要有清醒的头脑，做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为，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太多，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天有不测风云”，作为企业家必须要居安思危，随时都要准备应对可能随时出现的、骤然降临的危机。我们做企业要有准备地、积极地去面对危机、渡过危机。”这是谢国民的经商体会，也是正大集团商海从容的精神所在。
吴开松
青春热血卫家园 商海竞渡扬国威
他曾经是农民，他曾经是军人，他现在是成功的商人，每个身份都在他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就是创世纪公司董事长、深圳总商会潮汕商会会长、新时代高科技“农商”——吴开松。
1952年，吴开松出生于汕头市潮阳区河溪镇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吴家贫困，全家人辛苦劳作一天的所得，仅够喝两碗稀饭吃个半饱，而能改变少年吴开松生活境遇的也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读书，二就是去参军。由于家庭环境差，吴开松无法实现“读书寻出路”，只有去参军才能够离开农村，改变命运。于是，18岁那年，吴开松参军入伍。在军营，他一待就是16年。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做为尖刀连连长的吴开松，在火海丛林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1983年，吴开松从部队转业，进入深圳福田区政府工作。1989年，吴开松弃政从商，由此进入了根本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以及后来改变中国亿万棉农命运的新时代。
不论是在政府部门做公务员，还是后来“下海”做商人，吴开松都犹如当年的“尖刀连连长”，总是“先锋人物”，屡屡创造奇迹：他兴建全国第一个暂住人口安置小区——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深圳黄木岗安置区，创造了国内外来人口管理新经验；他在深圳建起了全国第一个集餐、住、娱乐于一体的大厦——东方明珠(9.25,0.06,0.65%)大酒店；他作为深圳市东方旅游公司的董事长，使资不抵债的企业起死回生；他作为创世纪转基因产业集团的董事长，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农业领域大平台，使该公司成为国内植物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先导企业，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进军国际市场的先驱，成为中国农业生物技术排头兵。
农家出身、军旅生涯，加上潮汕人“天生的”经商天赋，使吴开松具有超前的思维与果断的决策能力。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带来特区建设新的春天，推动着深圳特区发展的车轮加速前进。在这样的大气候中，吴开松带领东方旅游公司走出了负债的困境，走上了规模化发展的金光大道。1996年，东方旅游公司开始着手改制，1998年深圳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并联合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组建了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拉开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的序幕。
“我是潮汕农民的儿子，搞好农业建设项目，报答乡亲，为农民做点有益 的事是我最大的愿望。”这是现任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吴开松发展转基因抗虫棉项目的初衷。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愿望，促成了一个影响国计民生项目的建设，也成就了吴开松商海竞渡，扬“中国创造”威名的传奇。
1992年，中国棉铃虫大爆发，棉铃虫以每日移动1000多公里的速度迅速席卷了我国黄淮海流域的产棉区，常年亩产量在65公斤左右的棉花地，在当年亩产仅11.5公斤，国家和棉农为此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100多亿元，而农民因防治棉铃虫中毒人数则高达24万人次。严重的虫害导致整个国家出现棉荒，纺织业几乎崩溃，大量工人下岗。迫不得已，国家决定向美国人购买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但美国方面以种种借口回绝。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和各省农业研究部门组织了一批科学家来研究转基因抗虫棉这个项目。1996年，以郭三堆教授牵头的项目组，成功完成了转基因抗虫棉专项研究，第二年在全国试种成功，这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当时的保守预测是，如能尽快推广这一技术，每年将可为农民节约上百亿元的成本。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吴开松的关注，他迅速飞到了北京和专家及相关项目发明人进行探讨合作推广事宜。几经周折，几方终于达成共识，由吴开松任董事长的深圳东方明珠集团出资金、中国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出技术，于1998年成立了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同时转基因抗虫棉的技术专利权也转让给了“创世纪”。双方按国际管理模式将资本和技术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从而正式开始推动抗虫棉转基因技术在全国大规模实施产业化。
为了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吴开松为之奋斗了8年。而他遇到的强劲对手，就是先期进入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的美国人。当时，一家位列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的美国跨国公司，在发现中国拥有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后，立即在河北成立“冀代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推广转基因抗虫棉，一斤种子卖到100多元。
如何推广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怎么去竞争？为了打破农民“美国种子肯定比中国好”的错误观念，吴开松他特意找人专门调查美国人在中国出售种子的品种以及种植分布，然后挨着美国种子旁边种植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结果，用中国种子种植的棉花长出来后，抗虫性、产量、质量都比美国的好。靠着这种“点对点的对抗”，两年下来，全国16个省市的农民几乎全部接受了创世纪的转基因抗虫棉。在价格上，吴开松也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方式。“我们压低价钱，如美国卖100元，我卖80元，只要能赚点就好。我的第一家公司也是在河北成立，叫河北创世纪，目的就是跟他们对着干。”吴开松说，“对方在中国的两个公司都濒临倒闭，他们就想找我们合作，我不想跟他们合作，因为两家一合作起来市场就被垄断了，一垄断起来，吃亏的就是农民。对我来说是可以得到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不能不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吴开松，这位来自潮汕农村的商人，怀着朴素的情感，靠廉价销售，靠舍得亏本、贴钱，扶持农民种植，在公司长达五年的亏损后，终于将美国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说起这段经历，吴开松无比自豪地说，“当时的市场争夺惊心动魄，我把美国人从中国给赶出去了。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了。”2005年，“创世纪”开始有了800多万元的利润，2006年，达到1800多万元，2007年达到3000多万元，这几年，利润更是翻倍增长。
如今，由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并由吴开松担任董事长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已拥有转基因抗虫棉的专有知识产权，先后建立了研发中心、南方育苗基地和繁殖基地，形成了自主研发体系，建立了8家参(控)股公司，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产棉区的抗虫棉市场营销网络，牵头与全国各棉区抗虫棉科研、生产经营单位组建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产业联盟，在深圳龙岗投资建立了生态实验基地。转基因抗虫棉项目，已被国家计委立项为国家高科技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创世纪”已经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客户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外，越南、乌兹别克斯坦、阿根廷等国已主动与他们联系，表示了合作引种的愿望。目前，“创世纪”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南亚、中亚、南美等国际市场。吴开松曾会心地向记者介绍：“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中国有这种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他们更多是通过总统或农业部来中国，通过国家介绍到我们公司来。现在不是说我们这家公司有这种技术，而是上升到我们国家有这种技术了。”
如果说，吴开松选择农业是因为他来自农村，对农村具有眷顾感情，那么选择转基因抗虫棉，则不仅是新时代商人的高明眼光，也是一位具有浓烈民族情感的潮商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吴开松在阐述“创世纪”公司推进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时，曾动情地说：“我们公司里都是新时代的农民，但我们不是泥腿子农民，而是高科技农民。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精神的根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故乡的泥土中”。
马介璋
少年壮志不言愁 挫折激励成辉煌
那位把上班第一天的少年马介璋“炒鱿鱼”的毛衣厂老板，可能永远也没想到：现今被誉为“香港牛仔裤大王”的马介璋，正是以当年被“炒鱿鱼”的事为激励，努力奋斗，从底层做起，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
7岁的时候，马介璋跟随父母从潮阳迁到香港生活。由于家中子女较多，整个大家庭就靠着父母微薄的收入来支撑，生活比较艰辛，全家挤住在一间位于香港贫民区的小木屋阁楼里。至今，他的下巴还留着当年睡梦中摔下阁楼的伤痕。做为家中的长子，马介璋非常懂事，初中毕业后，15岁的他决定辍学，以当学徒帮助家庭生计。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母亲打工的毛衣工厂为毛衣“抓毛”，也就是把毛衣的毛抓起，使毛衣可以达到更加保暖的效果。第一天上班，一窍不通的他，到母亲的工作间询问母亲应该怎么做，没想到被老板撞见，老板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他贪玩、不安心工作，当即就把他炒了鱿鱼。第一份工作在上班第一天就“被辞掉”，对许多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对马介璋来说，这件事却成了激励他奋斗的极大动力。被“炒鱿鱼”后，不认输的马介璋没有难过，反而安慰母亲说：“终有一天，我要开比他大十倍的工厂。”
马介璋很快找到第二份工作，当起了牛仔裤裁缝的学徒。聪明好学的马介璋很快成为熟练工，他白天在车间缝牛仔裤，晚上自己做缝纫，一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每个月能挣300多元。马介璋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立下的“要开比老板大十倍的工厂”的誓言，发奋图强干了两年，除交一部分给父母做贴补家用外，他自己也攒下了1500元。
一心要改变自己打工命运的马介璋，迫不及待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用自己攒下的1500元租下一间地铺，买了两台旧的制衣机，然后与大厂接洽收原料，随后将牛仔布料外发给家庭主妇加工，再收回来自己负责做“上裤头”等工序。就这样，家庭式加工一干就是三年，马介璋做得十分顺利，并从中赚取差价，铺位规模也逐年扩大，竟盈利10多万元，雇工达到250人。后来，马介璋通过经纪人的介绍，直接为外商加工，减少了中间环节，利润又有大幅度增长。于是，他买地造房，建起了1万平方米的达成制衣工厂，加入了香港制衣商的行列。中国改革开发后，马介璋依托内地，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泰国与港澳等国家、地区设立企业，组成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辅料的香港达成集团。
经商的道路虽然曲曲折折，但马介璋年少时的誓言没有落空，他的集团业务已经扩展到房地产、酒店、物流等多个领域，他的工厂比当年“炒”他的老板的工厂不知要大多少个“十倍”，他是享誉海内外的香港“牛仔裤大王”。
朱孟依
潮商巨富出少年 大音希声“筑”伟业
有人戏称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朱孟依为“朱老农”、“沉默大佬”，这不仅因为他有大量的土地储备，盖了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还因为他几乎从不在公众前露面。朱孟依做事亲历亲为，性格中还有一种业内人士称之为“商业信念”的“犟”。正是这种“犟”，使他从一个小镇上的包工头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商热潮席卷朱孟依的家乡——广东丰顺县，时年才20岁出头的朱孟依，是家乡小镇上的一个包工头。当年丰顺的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或摆摊、或在家门口开商铺，比较混乱。头脑活络的朱孟依从“混乱”中看到商机：如果把这些商贩集中在一条街上的话，既方便管理，又容易形成市场。于是，朱孟依找到镇政府，表示愿意帮助建设商业街，只要将业主租金与他分成就可以了。最后，朱孟依拿到了建设商业街的“订单”，把策划投资、参与经营与地产开发“捆绑”在一起，开始了“超越”包工头的事业。凭借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朱孟依在家乡商业街的建设中挖到了第一桶金，而从那一刻开始，他也就“自觉地”成为了地产开发商。
朱孟依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来到香港，并顺利获得香港永久居住证。1992年，朱孟依与张荣芳、陆维玑夫妇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合生创展”。虽然，“合生创展”性质上是一家港资公司，但其主要经营活动的开展却是在广州。
朱孟依的市场洞察能力及善于利用政府资源，使得他很快在广州扎下“根”来。因预先获知广州新城未来发展的方位，朱孟依便抢先一步，在当时尚属偏僻的广州天河区，以低廉价格购买到大批农田，这令“合生创展”在此后数年的土地资产呈数倍乃至10数倍级增长。城市发展的事实证明，朱孟依早年那些偏僻、地价低廉的地块，数年后都成了广州城市扩张中“高价值”的中心区域，如广州的天河东圃、番禺等。
随后，“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了骏景花园、帝景苑、愉景雅苑、华景新城、暨南花园、华南新城等多个项目，特别是颇具气魄的华景新城，使“合生创展”声名鹊起，而天河区也很快就变成了广州市内最繁华的商住区。
朱孟依热衷于做大型地产项目，并且远远走在别人前面。顺着市政发展的方向不断开发房地产，是朱孟依在广州取得成功的关键。1993年，在天河动工开发大型商住区华景新城，1994年建暨南花园，1997年开发了愉景雅苑和骏景花园，到目前为止，“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的项目超过了16个。另外，“合生创展”还将触角延伸到北京及天津，分别开发了北京珠江骏景花园、天津珠江温泉城等7大项目。合生创展集团所开发的项目皆规模宏大，其在广州开发完成的项目中，就有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而其在天津开发的珠江温泉城，据说面积达12平方公里。
精明的朱孟依不但注重产业，对资本运作也颇有心得。1998年5月，“合生创展”在香港上市，当时每股发行价2.7元港币，共发行2.5亿股，筹得资金6.7亿元港币，朱孟依持有该上市公司63.75%股份。截至2009年底，合生创展总资产已突破700亿港元，净资产突破300亿港元，企业实力大幅提升，朱孟依个人的财富也在不断累积，成为胡润榜单的上的常客：2008胡润慈善榜第2名；2008胡润百富榜第10名；2009胡润慈善榜第3名；2009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第5名；2010胡润百富榜第21名。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朱孟依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引领合生创展在广州城纵横捭阖后挥师北上，一口气在京城拿下数幅大地块，全国性品牌由此树立；而他的低调作风，又为其性格抹上一层神秘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对朱孟依的尊敬：“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潮汕地区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滌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庄世平，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他传奇性的一生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物质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堪称潮商楷模。
1911年，庄世平出生于普宁县果陇村一个世代饱读诗书的殷实侨商之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聪明好学，使庄世平从小就具有刚强的性格、过人的胆略。在普宁旅汕同乡创办的高级小学学习期间，庄世平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著名经济学家许滌新。许老师和蔼亲切、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给年幼的庄世平留下了深刻印象。14岁那年，庄世平以全年级国文第一、算术第二的成绩，考进当时全潮汕颇负盛名的、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中学，后来，他先后在厦门、上海和北平求学，并在求学期间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从此与光明同行。
抗战期间，年轻的庄世平积极联络爱国华侨，以商贸作为掩护，历尽艰险，极大地保护和支持了抗日爱国力量，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之际，庄世平的恩师、著名经济学家许滌新对他说：“建设中国，也需要华侨的支持，你的华侨亲戚多，你还是去海外做生意吧。我们不缺打仗的人才，不缺政治人才，但会做生意的人才太少了！”于是，庄世平和苏联驻重庆商务代办处，签订了一份总代理苏联在东南亚和香港的电影发行和放映，以及药品、海产工业品销售合约，奠定了他以后从事商业的基础。
全国解放前夕，西方国家形成一股敌视新中国的势力，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香港则具备沟通国际贸易和对外往来、联系各地华侨的有利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冲破经济封锁的重要作用。1949年，依靠借来的10000美元，学经济出身的庄世平在香港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使其成为港澳地区首先同新中国建立金融业务往来的银行，也是第一家高挂五星红旗的港澳金融机构，肩负起支持、服务新政权，联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沟通国内外经济活动，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经济封锁的光荣历史使命。
庄世平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决定发挥南洋商业银行的优势，开展侨汇业务。他把港澳及海外侨胞作为主要客户对象，以经营侨汇为业务重点，并制定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业务宗旨，这既为新中国提供了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外汇资金，也解决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汇款的困难。由于业务方向对头，侨汇服务安全、可靠，效率高，南洋商业银行很快就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支持与信赖。而在开业之初就成立的南洋商业银行华侨服务部，则因为设立专人跟进、办妥华侨委办的事情，成了家喻户晓、名副其实的“华侨之家。”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建立后，为拓展澳门业务，庄世平又在澳门创办了南通银行。为了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庄世平把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3.30,-0.02,-0.60%)，并于1987年完成了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在南洋商业银行发展的数十年中，庄世平一直秉承“积极进取，不进则退”的经营理念，在逆境中寻求出路，坚持发展，绝不退缩，以无比的信心和毅力，将南洋商业银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爱国银行”。在经营银行业务之外，庄世平还积极参与汕头特区建设，投身家乡教育事业，为潮汕地区留下了物质与精神的财富。
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里，庄世平的传奇经历有如一部历史：他一生奉献，居功至伟，却从不为己谋取任何私利；他不畏艰难，开拓创新，其表现出的商业精神，更是中国华侨史上一座精神丰碑。
“一老功勋邦国重，万人追仰惠泽深”这是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中国银行名誉副董事长、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题写的挽联。2007年6月2日凌晨，一生行事低调的庄世平离开人世。他的离世，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轰动。身前身后，人们给予他无上的荣耀——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勤勤恳恳的金融家。
李嘉诚
“行街”推销不懈上进 半世奋斗首富传奇
从推销员到总经理，再到华人首富，李嘉诚写就了一个潮商的传奇。
由于日军侵华，1939年6月，李嘉诚一家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祸不单行，这时候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当时，李嘉诚全家生活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父亲身上，而身为长子的李嘉诚，则是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地温习功课，希望父亲能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能度过难关。然而，李云经还是没能熬过那年的冬天，撒手归西了。父亲病逝后，14岁的李嘉诚不得不眼含热泪，被迫离开学校去打工，用稚嫩的肩膀，挑起赡养母亲、抚育弟妹的重担。
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李嘉诚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且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公司、最后一个离开公司。3年后，在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带制造公司，17岁的李嘉诚谋得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行街仔”的推销生涯。勤奋加自信，使李嘉诚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成为全公司营业额最高的推销员。当销售员是非常辛苦的，但，就是再忙，李嘉诚也要到夜校进修学习，并打算在会考合格后去读大学。由于出色的推销成绩，老板为挽留李嘉诚这个人才，索性把他提升到总经理的岗位上。
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不仅丰富了李嘉诚的商业知识，而且也使他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懂得了宽厚待人、诚实处世的做人哲学，这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业务关系，李嘉诚一直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顺带提高英语水平，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李嘉诚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行创业。1950年，李嘉诚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舅父的借款共5万港元，开设了长江塑料厂。1957年，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赴意大利考察，回港后把“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积极扩充厂房，转产塑胶花，争取海外买家的合约。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加之产品能不断创新，李嘉诚企业的业务迅速发展，成为香港乃至全球的“塑料花大王”。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 之后，李嘉诚又瞅准地产业发展的机会，开始了日后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出身寒门的李嘉诚，通过半个世纪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从一个普通人成为商界名人，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李嘉诚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旗下拥有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实)、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和黄) 、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基建)和 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港灯集团)等多家公司。每当提起他的成功，李嘉诚总是很谦逊，他坦言，成功的前提就是要有良好的处世哲学和用人之道。
“一个有信用的人，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机会。”这是李嘉诚给年轻人的忠告，也是他的座右铭。
谢慧如
创业行善一生 潮人永恒的骄傲
被誉为“泰国潮商典范”的谢慧如，上世纪20年代自潮安到泰国谋生后，历经近30年的艰辛拼搏，从打工仔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并以仁慈胸怀广做善事，对潮汕故乡诸多贡献，是名扬华人世界的大慈善家，在泰国更是潮汕人乃至中国人的骄傲。
1913年，谢惠如先生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官塘镇白水湖村一户农民之家，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经常跳级，深得父母钟爱及教师器重。1927年，只有14岁的谢慧如，为了生计不得不辍学，拿着父亲仅有的一千银元做路费，前往泰国谋生。
谢慧如先后在泰国东北部的坤敬、万沛等地当过打工仔、店员，历经世态炎凉，饱尝人生磨难，但，他从不气馁，心存发愤图强之志，自学文化知识，钻研经营之道，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和一定知识经验后，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经商之路。
泰国盛产稻谷和木材，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谢慧如首先在乡村办了个小型碾米厂，为客户加工稻谷。创业伊始，谢慧如就坚持诚信待人。当时，从事这种生意的商人通常是在收购稻谷前去银行贷款，而银行需贷款人出示大米购买的买卖合同才会发放贷款。当谢慧如第一次从银行贷款收购稻谷后不到两个月，米价就上涨了。此时，有买家要以高于原合同价的价钱向他购买大米，他拒绝了，坚持以当初的合同价如数与之前签订合同的买家交易，宁可让利三分也要讲究诚信。如此，谢慧如得到了比金钱更可贵的信誉，当地银行也因此不再要求他出示任何买卖合约便贷款给他，许多大米商家也愿意找他做生意。随后，他又办起一个木材厂。由于踏实能干，诚信待人，谢慧如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为他后来开办大型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办小碾米厂和小木材厂十年之后，谢慧如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及比较雄厚的资本，不满足于现状的他，决定扩大产业，进军泰国首都曼谷。于是，谢慧如在曼谷创办了泰联企业有限公司，拥有了颇具规模的碾米、木材、冷冻等工厂，还创办了保险业、建筑业、米业、糖业、麻业、货物仓储、进出口贸易公司等企业。由于运筹得当，谢慧如的各项事业均蒸蒸日上，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
谢慧如在曼谷站住脚跟以后，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进一步拓展商业“领地”，先后在泰国东北部创办了十几家碾米厂，承办了几家泰国政府的酿酒厂，创立了舂蓬矿业有限公司、远东三环喽铅瓦厂，同时还组建了远东实业有限公司，其生意在泰国境内越做越大，越做越火。与此同时，谢慧如还以一个国际型大企业家的气魄和胆略，遍访欧、亚、美、澳许多国家，考察各国工商业的经验和商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与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厂商建立贸易关系，事业日益蓬勃发展。
在成为富豪之后，谢慧如自己生活俭朴，但，对慈善福利事业，却从不吝啬，一掷万金，不论是在泰国、还是在潮汕家乡故里，他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都竭尽全力。他曾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上取得什么，而在于他给社会付出什么。办好事没有地域界限之分，只要做得到，都乐意尽力而为。”谢慧如先生一生乐善好施，在泰华社会被誉为“大慈善家”，有“好心过谢慧如”之说，其捐赠多到不胜枚举，并因此荣获泰皇一等皇冠大绶勋章和一等白象大绶勋章。作为旅泰著名侨领、实业家、大慈善家，泰国中华总商会和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永远名誉主席，旅暹潮安同乡会永远名誉理事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汕头市、潮州市荣誉市民，谢慧如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在天津、北京、四川、汕头等处为社会公益事业、文化福利事业捐过巨资，受到了中国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得其一生最高荣誉和待遇，被媒体评说为：“这也是对谢慧如多年来为社会做贡献，促进中泰友谊发展的肯定。”
1996年1月，谢慧如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曼谷各大华文报纸皆在显眼位置发布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也向国内有关单位发去谢老不幸逝世的电文。泰华报纸刊文：“德高望重的泰华大慈善家谢慧如老先生仁厚慈祥、乐善好施、造福社会、惠益人群，名垂海内外。”中国国务院侨办主席廖晖通过使馆给谢氏夫人发的唁电中写道：“谢老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泰王国社会公益事业，倾心服务于泰华社会，为促进中泰友好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精神将长留中泰两国人民心中。”在谢慧如的灵堂遗像前，正中是泰皇、皇后和公主送的花圈，其悼念活动持续100天后，由泰皇择吉日火化。如此殊荣，已足见谢慧如先生的社会地位及个人声望之崇高。
谢慧如的一生，是创业、行善的一生，他是潮汕人永恒的骄傲！2008年，谢慧如荣登“改革开放30年华人慈善30人”榜。
林百欣
富家公子勤创业 坚韧打拼赢盛名
与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不同，林百欣出身富裕家庭，其父亲为汕头银行家林献之。虽生于大富之家，但，林百欣却不想成为一名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抗战前的一天，二十岁出头的林百欣经过香港九龙城，看见一个乡里人拿着一大包绣花女仔衫，便心生一计：让乡里人在家中加工衣服，由他自己四处推销。其后，他到几间专门从事出口东南亚贸易的公司谈合作，双方一拍即合。在订单不断的情况下，林百欣索性自己开了一间名叫“成福”的制衣厂从事制衣。由于林百欣早年经营的制衣厂，订单多来自非洲，当时行内人都称他为“非洲王”。1947年，林百欣的丽新制衣厂成立，主要生产恤衫和西裤。随后，他收购“鳄鱼恤”，追加近10亿港元投资，继而拓展日本市场，使之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服装品牌之一。1953年，林百欣更一鼓作气，将其产品打入英国市场，成为第一位将“香港制造”的商品销往英国的厂商。上世纪50年代，是林百欣在针织业中快速扩张的时代，他将“丽新制衣厂”与“成福织造厂”合并，扩大了衬衣、西裤的生产。上世纪60年代初，丽新制衣厂的产品成功打入了美国市场。1964年，美国开始对纺织品输入实行配额制度，不少新生厂商倍受打击，而林百欣由于是最早开拓美国成衣市场的厂商，因此获得相当多的配额，一跃而成香港针织业大户。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林百欣注意到，没有品牌的服装卖不出好价钱，于是，他积极与世界各著名服装商联系，获得多家世界名牌服装的代理权，生意越做越大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林百欣涉足香港地产业。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丽新集团兴建了大量工业楼宇，其中，除小部分自用外，大部分用于出租。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丽新集团仅出租的工业楼宇已达十多万平方米，年租金收益达七千余万港元。上世纪80年代，由于香港再现移民潮，房地产业随之陷入低迷。此时，林百欣展现了超人的眼力，他果断地将公司从成衣制造、厂房出租和出口配额买卖方面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地产业，购买了大批廉价的物业及地皮，为丽新集团向百亿元超级财团的发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地产业，也随之成为丽新集团的主要支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百欣以家族名义购入香港亚洲电视超过3成的股权，成为亚视董事局主席，6年后，他个人及丽新公司持有亚视股权67.5%，成为最大股东。其后的十余年，林百欣在商场上并不顺利：投资亚视10亿化为乌有；1996年，高价购入富丽华酒店，又因金融风暴而大幅贬值；1997年，因牵涉台湾征地案官司，滞留台北一年多。尽管饱经挫折，但，林百欣仍然屹立不倒，其坚韧的毅力，备受港人称道。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是林百欣辛勤耕耘一生的写照。一提“爱拼才会赢”这一人生座右铭，林百欣总是乐不可支：“是呀，爱拼才会赢，我是拼的。但，我做生意从来不去到十足，会留三成后路。”
陈弼臣
8块大洋闯暹罗 长袖善舞缔造金融王国
8块钱在你手上，你会拿去做什么？也许你会觉得它很少，根本不会在乎；或许你只是拿它去花费，一杯奶茶，或者一餐盒饭。而陈弼臣，却能手握8块大洋独闯泰国，逐步缔造起金融王国。
1910年6月24日，陈弼臣在泰国出生。在他两岁的时候，随母亲回到家乡广东省潮阳县生活，接受华文学习。在家乡的陈弼臣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潮阳六都中学。然而中学未读满一年，因家贫无力交纳学费，年仅17岁的陈弼臣，向人借了八个大洋，辞别母亲，独自前往泰国谋生。
到达泰国后，人生地不熟的陈弼臣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而父亲的失业，使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他过于年轻的肩上。为了生活，陈弼臣什么事情都肯干：在酒楼当跑堂，同时利用工余时间自学泰文，后来还当过搬运工、小贩、厨师，直至在“益成木行”打杂，生活才稍加安定。在木行，陈弼臣从苦力做起，许多脏活、累活他都大包大揽，吃苦耐劳，从无怨言，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与此同时，聪明好学的陈弼臣，还很快地熟悉了木行的生意情况，成为同行眼里的木材行家。由于陈弼臣能一眼判断出木材的厚度、长度及质地，在建筑界颇有声名，他的职位也从杂役提升为文员、会计，最后又被破格提升为木行经理。
机会往往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泰国奋斗颇有成就的商界名人郑景云见到陈弼臣，对陈弼臣埋头苦干的精神非常赞赏，于是委任陈弼臣为他的兴隆有限公司经理。由于陈弼臣的勤奋、苦干，对木材的品类、成材比数了如指掌，生意进展相当顺利。
经过数年努力，陈弼臣略有积蓄，他和朋友合资创办了曼谷木业公司，自任经理。在经营木材活动中，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之后，为不断拓展经营业务，陈弼臣开始兼营“星原货栈”、“亚洲保险”公司等企业，至此，除继续经营木材之外，他经营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五金、文具、食品、大米、药材、保险等行业。由于陈弼臣从商坚信一个“信”字，加之经营有方，他创办的企业生意兴隆，其曼谷木业公司更是在短短数年里成为泰国商界著名的商号，这为他后来向金融王国迈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1944年末，二战接近尾声。时年34岁的陈弼臣，以一个企业家的眼光，预见到战后经济复苏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他同其他商人一起集资20万美元，于1944年12月1日创办了一家民营银行——盘谷银行，总部设在华人区三聘街一座二层楼的楼房里。盘谷银行开业后很快树立起信誉，到1946年银行就赢利230万铢，存款额达4700万铢，银行职员也从23人增加到74人。
银行创办之初，陈弼臣也只是董事会中的一名董事，没有直接参与银行业务。第二年夏天，他才出任银行买办。期间，陈弼臣在发展银行存款和贷款业务方面成绩卓著，从而获得了董事会的信赖，1952年，陈弼臣受董事会推举，膺任银行董事总经理，总揽银行决策及日常事务大权，至此，他真正走进了银行界。在陈弼臣的主持下，盘谷银行非常注重与泰商和华商做生意，争取到众多泰人和华人客户，使盘谷银行在银行界快速确立了领先地位。至1952年8月，盘谷银行的资产已从400万铢上升到5000万铢。当时，因有两家对手银行散播谣言，盘谷银行两度遭“挤提”，陷入严重困境，银行股东纷纷离去。而陈弼臣却凭着他果敢的风格“逆流而上”，毅然买下全部股份，从此全权掌控了盘谷银行，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同年，陈弼臣出任该行总裁，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盘谷银行在他的精心擘划下，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
陈弼臣深知香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于1954年率先在香港开设支行，并与友人合作经营香港商业银行，后来又相继在东京、新加坡、台湾、纽约、雅加达、伦敦等处设立了分行机构。上世纪60年代之后，盘谷银行的海外业务又有了新的发展。到80年代初，盘谷银行已成为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在泰国拥有263家分行，并在国外拥有15个分支机构，员工共计16683名，其中7000多名是女性。
今日的盘谷银行，已成为泰国重要的经济支柱。泰国每年的出口贸易中，有40%是盘谷银行资助的，此外，盘谷银行还经营着泰国40%的大米贸易，拥有140家保险、金副和船务公司。1983年6月，美国《金融》月刊(公共机构投资者)就将盘谷银行列入全世界最大的12家银行之一，而其1984年公布世界12位富甲天下的银行家，陈弼臣位列其中。美国《时代》周刊(1982年3月号)称：陈弼臣是“泰国的头号大亨”、“泰国的最大家庭企业王国的北极星”。陈弼臣深受泰国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爱戴，国王和政府曾多次颁赐他各种勋章。多年里，陈弼臣曾担任泰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席、泰国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曾经有人向陈弼臣讨教事业成功的秘诀，他非常谦虚地说：“我的事业只是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取得成功的。”身为金融巨子，陈弼臣却丝毫没有炫耀自己过人的经商本领。很多人都把自己平庸的人生归结于没有好的机遇，但陈弼臣的故事却告诉我们：机遇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路是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
陈伟南
不甘平凡闯香港 赤诚行商爱国心
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1966年1月发现，国际编号为“8126”的小行星，是以香港爱国实业家陈伟南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为了表彰他爱国爱乡的情怀和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陈伟南出生于潮州市沙溪镇，1936年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现为韩山师范学院)毕业后，孝顺的他顺从了父亲的心愿，回到沙溪。年青的陈伟南卖过生柑、扒过猪粪、种过水稻、理过账目，因为不甘心平凡地过一辈子，一心希望到外面闯荡的他，在1937年春节过后，终于说服了父亲，赴港谋生。在香港，他当过店员和小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事业有了一定起色。香港遭日本侵略沦陷后，他无奈回乡务农，后又于1946年再度赴港，在复业的香溪公司当职员。1947年，新加坡的商人到香港推销橡胶，陈伟南看到了香港新兴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广阔前景，于是，他紧紧把握机会，和林作辉合作创办了星洲胶业公司，代理销售马来西亚、新加坡橡胶。星洲胶业公司橡胶销售还算不错，但资金严重不足，又借贷无门，这可愁煞了创业伊始的两个年轻人。在冥思苦想后，陈伟南他们终于想出“以诚取胜”之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量力而为，绝不拖欠货款。这个方法还真的见效，货主对“星洲胶业”信任有加，供货源源不断，规模越做越大。后来，陈伟南还创办了星洲贸易有限公司，扩大经营项目，主要经销橡胶、粮油食品，并总代理欧洲一些品牌生粉、粟粉的销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商人，陈伟南敏锐地意识到“生意机会来了”。他开始盘算扩展业务，加强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把生意做到广州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激起了陈伟南的爱国心，他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动用各种关系，输入内地急需的物资，运出内地需要出口的货物。为了把生意做大，1952年，陈伟南又在澳门创办星华贸易有限公司，由他的表弟许世元掌管，经销中国的粮油、土产与副食品。
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从转口贸易开始向工业化转移。当时，中国内地对香港家禽的供应减少，且质量有所下降，港英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扶持发展当地禽畜饲养业。陈伟南敏锐地感觉到饲养业的发展必将为饲料业带来无限的商机。于是，在1964年，陈伟南创办了屏山企业有限公司生产饲料。由于应市而生，屏山饲料厂的规模日益扩大，陈伟南在业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1970年，在陈伟南的倡议、发动、组织下，成立了香港粟米饲料进口商会，会员50多家，一致推举他任主席，至今30年，深得会员爱戴支持，年年连选连任。1983年初，陈伟南引进最先进的设备生产混合饲料，屏山企业成为当时香港禽畜饲料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国际饲料》杂志称：“屏山企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为此，陈伟南也被港人誉为“饲料大王”。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这是陈伟南一直倡导的价值观，这一信念，使他成为海内外潮商道德的楷模。
谢国民
年轻少爷继承父业 远见卓识掌舵“正大”
大型超市卜蜂莲花的老板——谢国民，是幸运的，他没有辛酸的童年，也没有白手起家的艰苦创业史，他是从父亲谢易初手中接过“正大集团”的，那年他刚满29岁。
谢国民是家中“正、大、中、国”四兄弟中排行最小，也是最受父亲谢易初赏识的一个孩子，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得以掌舵谢氏家族旗舰的最主要原因。小时候，父亲为了让谢国民学习中文，送他回汕头念书，后来他又到香港学习经济管理和商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泰国。当时，谢易初并没有让谢国民马上进入正大集团，而是吩咐他在其他公司谋职，以积累从商经验。
谢国民先在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之久，1963年才到父亲创办的正大集团任职。谢国民勤奋、能吃苦，在他身上看不到富家子弟常有的骄气，却显露出了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深谋善断的企业家气魄，这给父亲谢易初留下极佳的印象。
1968年，谢易初把正大集团董事长的大权交给了谢国民。谢国民接任正大集团董事长之后，即表现出勇于开拓、进取的企业家作风，正大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向农牧工商的方向高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正大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26个饲料厂，年产量250万吨；在泰国有50多家经营饲料的公司，垄断了泰国国内的饲料市场；在东南亚、中国、美国、欧洲及大洋洲共有200多家分公司。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刚刚开放，谢国民就决定在中国投资，使正大集团成为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贸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至今，谢国民与中国合资及独资经营的企业超过70家，范围从初期的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发展到房地产、金融及通讯领域。
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损失严重，众多企业纷纷破产，在危机打击下，作为泰国最大的企业，正大集团也未能幸免，集团业绩大幅走下坡。内忧外患，谢国民作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卖掉泰国境内“莲花超市”80%的股份，用以还清债务，使得集团总部的资产得以保全而不需重组。谢国民被迫收缩经营战线，一方面大幅紧缩投资战线，抛售部分资产以保持和巩固其核心业务；一方面关闭或退出一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如亚太石化等，防止企业继续失血。与此同时，谢国民还以出售莲花股份的方式，来保住中国的“易初莲花”超市。自1997年，“易初莲花”在中国上海开设第一家门店，拉开“易初莲花”转战中国市场的序幕以来，由“易初莲花”更名而来的“卜蜂莲花”，已稳稳占据了当今中国连锁超市的前排位置。
事实证明，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表现，谢国民都显示了一个卓有远见的实业家所具备的超人智慧和才能，他不负父望，光大了正大集团。
回顾自己所经历的商海风雨，谢国民曾这样总结：“我想，作为一个明智的商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无论在经济高潮还是低谷的时候，都要有清醒的头脑，做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为，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太多，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天有不测风云”，作为企业家必须要居安思危，随时都要准备应对可能随时出现的、骤然降临的危机。我们做企业要有准备地、积极地去面对危机、渡过危机。”这是谢国民的经商体会，也是正大集团商海从容的精神所在。
吴开松
青春热血卫家园 商海竞渡扬国威
他曾经是农民，他曾经是军人，他现在是成功的商人，每个身份都在他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就是创世纪公司董事长、深圳总商会潮汕商会会长、新时代高科技“农商”——吴开松。
1952年，吴开松出生于汕头市潮阳区河溪镇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吴家贫困，全家人辛苦劳作一天的所得，仅够喝两碗稀饭吃个半饱，而能改变少年吴开松生活境遇的也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读书，二就是去参军。由于家庭环境差，吴开松无法实现“读书寻出路”，只有去参军才能够离开农村，改变命运。于是，18岁那年，吴开松参军入伍。在军营，他一待就是16年。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做为尖刀连连长的吴开松，在火海丛林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1983年，吴开松从部队转业，进入深圳福田区政府工作。1989年，吴开松弃政从商，由此进入了根本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以及后来改变中国亿万棉农命运的新时代。
不论是在政府部门做公务员，还是后来“下海”做商人，吴开松都犹如当年的“尖刀连连长”，总是“先锋人物”，屡屡创造奇迹：他兴建全国第一个暂住人口安置小区——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深圳黄木岗安置区，创造了国内外来人口管理新经验；他在深圳建起了全国第一个集餐、住、娱乐于一体的大厦——东方明珠(9.25,0.06,0.65%)大酒店；他作为深圳市东方旅游公司的董事长，使资不抵债的企业起死回生；他作为创世纪转基因产业集团的董事长，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农业领域大平台，使该公司成为国内植物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先导企业，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进军国际市场的先驱，成为中国农业生物技术排头兵。
农家出身、军旅生涯，加上潮汕人“天生的”经商天赋，使吴开松具有超前的思维与果断的决策能力。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带来特区建设新的春天，推动着深圳特区发展的车轮加速前进。在这样的大气候中，吴开松带领东方旅游公司走出了负债的困境，走上了规模化发展的金光大道。1996年，东方旅游公司开始着手改制，1998年深圳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并联合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组建了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拉开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的序幕。
“我是潮汕农民的儿子，搞好农业建设项目，报答乡亲，为农民做点有益 的事是我最大的愿望。”这是现任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吴开松发展转基因抗虫棉项目的初衷。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愿望，促成了一个影响国计民生项目的建设，也成就了吴开松商海竞渡，扬“中国创造”威名的传奇。
1992年，中国棉铃虫大爆发，棉铃虫以每日移动1000多公里的速度迅速席卷了我国黄淮海流域的产棉区，常年亩产量在65公斤左右的棉花地，在当年亩产仅11.5公斤，国家和棉农为此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100多亿元，而农民因防治棉铃虫中毒人数则高达24万人次。严重的虫害导致整个国家出现棉荒，纺织业几乎崩溃，大量工人下岗。迫不得已，国家决定向美国人购买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但美国方面以种种借口回绝。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和各省农业研究部门组织了一批科学家来研究转基因抗虫棉这个项目。1996年，以郭三堆教授牵头的项目组，成功完成了转基因抗虫棉专项研究，第二年在全国试种成功，这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当时的保守预测是，如能尽快推广这一技术，每年将可为农民节约上百亿元的成本。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吴开松的关注，他迅速飞到了北京和专家及相关项目发明人进行探讨合作推广事宜。几经周折，几方终于达成共识，由吴开松任董事长的深圳东方明珠集团出资金、中国农科院生物研究所出技术，于1998年成立了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同时转基因抗虫棉的技术专利权也转让给了“创世纪”。双方按国际管理模式将资本和技术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从而正式开始推动抗虫棉转基因技术在全国大规模实施产业化。
为了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吴开松为之奋斗了8年。而他遇到的强劲对手，就是先期进入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的美国人。当时，一家位列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的美国跨国公司，在发现中国拥有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后，立即在河北成立“冀代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推广转基因抗虫棉，一斤种子卖到100多元。
如何推广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怎么去竞争？为了打破农民“美国种子肯定比中国好”的错误观念，吴开松他特意找人专门调查美国人在中国出售种子的品种以及种植分布，然后挨着美国种子旁边种植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结果，用中国种子种植的棉花长出来后，抗虫性、产量、质量都比美国的好。靠着这种“点对点的对抗”，两年下来，全国16个省市的农民几乎全部接受了创世纪的转基因抗虫棉。在价格上，吴开松也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方式。“我们压低价钱，如美国卖100元，我卖80元，只要能赚点就好。我的第一家公司也是在河北成立，叫河北创世纪，目的就是跟他们对着干。”吴开松说，“对方在中国的两个公司都濒临倒闭，他们就想找我们合作，我不想跟他们合作，因为两家一合作起来市场就被垄断了，一垄断起来，吃亏的就是农民。对我来说是可以得到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不能不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吴开松，这位来自潮汕农村的商人，怀着朴素的情感，靠廉价销售，靠舍得亏本、贴钱，扶持农民种植，在公司长达五年的亏损后，终于将美国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说起这段经历，吴开松无比自豪地说，“当时的市场争夺惊心动魄，我把美国人从中国给赶出去了。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了。”2005年，“创世纪”开始有了800多万元的利润，2006年，达到1800多万元，2007年达到3000多万元，这几年，利润更是翻倍增长。
如今，由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并由吴开松担任董事长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已拥有转基因抗虫棉的专有知识产权，先后建立了研发中心、南方育苗基地和繁殖基地，形成了自主研发体系，建立了8家参(控)股公司，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产棉区的抗虫棉市场营销网络，牵头与全国各棉区抗虫棉科研、生产经营单位组建了国产转基因抗虫棉产业联盟，在深圳龙岗投资建立了生态实验基地。转基因抗虫棉项目，已被国家计委立项为国家高科技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创世纪”已经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客户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外，越南、乌兹别克斯坦、阿根廷等国已主动与他们联系，表示了合作引种的愿望。目前，“创世纪”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南亚、中亚、南美等国际市场。吴开松曾会心地向记者介绍：“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中国有这种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他们更多是通过总统或农业部来中国，通过国家介绍到我们公司来。现在不是说我们这家公司有这种技术，而是上升到我们国家有这种技术了。”
如果说，吴开松选择农业是因为他来自农村，对农村具有眷顾感情，那么选择转基因抗虫棉，则不仅是新时代商人的高明眼光，也是一位具有浓烈民族情感的潮商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吴开松在阐述“创世纪”公司推进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时，曾动情地说：“我们公司里都是新时代的农民，但我们不是泥腿子农民，而是高科技农民。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精神的根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故乡的泥土中”。
马介璋
少年壮志不言愁 挫折激励成辉煌
那位把上班第一天的少年马介璋“炒鱿鱼”的毛衣厂老板，可能永远也没想到：现今被誉为“香港牛仔裤大王”的马介璋，正是以当年被“炒鱿鱼”的事为激励，努力奋斗，从底层做起，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
7岁的时候，马介璋跟随父母从潮阳迁到香港生活。由于家中子女较多，整个大家庭就靠着父母微薄的收入来支撑，生活比较艰辛，全家挤住在一间位于香港贫民区的小木屋阁楼里。至今，他的下巴还留着当年睡梦中摔下阁楼的伤痕。做为家中的长子，马介璋非常懂事，初中毕业后，15岁的他决定辍学，以当学徒帮助家庭生计。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母亲打工的毛衣工厂为毛衣“抓毛”，也就是把毛衣的毛抓起，使毛衣可以达到更加保暖的效果。第一天上班，一窍不通的他，到母亲的工作间询问母亲应该怎么做，没想到被老板撞见，老板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他贪玩、不安心工作，当即就把他炒了鱿鱼。第一份工作在上班第一天就“被辞掉”，对许多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对马介璋来说，这件事却成了激励他奋斗的极大动力。被“炒鱿鱼”后，不认输的马介璋没有难过，反而安慰母亲说：“终有一天，我要开比他大十倍的工厂。”
马介璋很快找到第二份工作，当起了牛仔裤裁缝的学徒。聪明好学的马介璋很快成为熟练工，他白天在车间缝牛仔裤，晚上自己做缝纫，一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每个月能挣300多元。马介璋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立下的“要开比老板大十倍的工厂”的誓言，发奋图强干了两年，除交一部分给父母做贴补家用外，他自己也攒下了1500元。
一心要改变自己打工命运的马介璋，迫不及待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用自己攒下的1500元租下一间地铺，买了两台旧的制衣机，然后与大厂接洽收原料，随后将牛仔布料外发给家庭主妇加工，再收回来自己负责做“上裤头”等工序。就这样，家庭式加工一干就是三年，马介璋做得十分顺利，并从中赚取差价，铺位规模也逐年扩大，竟盈利10多万元，雇工达到250人。后来，马介璋通过经纪人的介绍，直接为外商加工，减少了中间环节，利润又有大幅度增长。于是，他买地造房，建起了1万平方米的达成制衣工厂，加入了香港制衣商的行列。中国改革开发后，马介璋依托内地，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泰国与港澳等国家、地区设立企业，组成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辅料的香港达成集团。
经商的道路虽然曲曲折折，但马介璋年少时的誓言没有落空，他的集团业务已经扩展到房地产、酒店、物流等多个领域，他的工厂比当年“炒”他的老板的工厂不知要大多少个“十倍”，他是享誉海内外的香港“牛仔裤大王”。
朱孟依
潮商巨富出少年 大音希声“筑”伟业
有人戏称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朱孟依为“朱老农”、“沉默大佬”，这不仅因为他有大量的土地储备，盖了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还因为他几乎从不在公众前露面。朱孟依做事亲历亲为，性格中还有一种业内人士称之为“商业信念”的“犟”。正是这种“犟”，使他从一个小镇上的包工头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商热潮席卷朱孟依的家乡——广东丰顺县，时年才20岁出头的朱孟依，是家乡小镇上的一个包工头。当年丰顺的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或摆摊、或在家门口开商铺，比较混乱。头脑活络的朱孟依从“混乱”中看到商机：如果把这些商贩集中在一条街上的话，既方便管理，又容易形成市场。于是，朱孟依找到镇政府，表示愿意帮助建设商业街，只要将业主租金与他分成就可以了。最后，朱孟依拿到了建设商业街的“订单”，把策划投资、参与经营与地产开发“捆绑”在一起，开始了“超越”包工头的事业。凭借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朱孟依在家乡商业街的建设中挖到了第一桶金，而从那一刻开始，他也就“自觉地”成为了地产开发商。
朱孟依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来到香港，并顺利获得香港永久居住证。1992年，朱孟依与张荣芳、陆维玑夫妇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合生创展”。虽然，“合生创展”性质上是一家港资公司，但其主要经营活动的开展却是在广州。
朱孟依的市场洞察能力及善于利用政府资源，使得他很快在广州扎下“根”来。因预先获知广州新城未来发展的方位，朱孟依便抢先一步，在当时尚属偏僻的广州天河区，以低廉价格购买到大批农田，这令“合生创展”在此后数年的土地资产呈数倍乃至10数倍级增长。城市发展的事实证明，朱孟依早年那些偏僻、地价低廉的地块，数年后都成了广州城市扩张中“高价值”的中心区域，如广州的天河东圃、番禺等。
随后，“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了骏景花园、帝景苑、愉景雅苑、华景新城、暨南花园、华南新城等多个项目，特别是颇具气魄的华景新城，使“合生创展”声名鹊起，而天河区也很快就变成了广州市内最繁华的商住区。
朱孟依热衷于做大型地产项目，并且远远走在别人前面。顺着市政发展的方向不断开发房地产，是朱孟依在广州取得成功的关键。1993年，在天河动工开发大型商住区华景新城，1994年建暨南花园，1997年开发了愉景雅苑和骏景花园，到目前为止，“合生创展”在广州开发的项目超过了16个。另外，“合生创展”还将触角延伸到北京及天津，分别开发了北京珠江骏景花园、天津珠江温泉城等7大项目。合生创展集团所开发的项目皆规模宏大，其在广州开发完成的项目中，就有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而其在天津开发的珠江温泉城，据说面积达12平方公里。
精明的朱孟依不但注重产业，对资本运作也颇有心得。1998年5月，“合生创展”在香港上市，当时每股发行价2.7元港币，共发行2.5亿股，筹得资金6.7亿元港币，朱孟依持有该上市公司63.75%股份。截至2009年底，合生创展总资产已突破700亿港元，净资产突破300亿港元，企业实力大幅提升，朱孟依个人的财富也在不断累积，成为胡润榜单的上的常客：2008胡润慈善榜第2名；2008胡润百富榜第10名；2009胡润慈善榜第3名；2009海南清水湾胡润百富榜第5名；2010胡润百富榜第21名。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朱孟依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引领合生创展在广州城纵横捭阖后挥师北上，一口气在京城拿下数幅大地块，全国性品牌由此树立；而他的低调作风，又为其性格抹上一层神秘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对朱孟依的尊敬：“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