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新民周刊》：总体而言，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葛剑雄：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时，他就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在课堂上的错误，顾先生跟他写信，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顾先生非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把他们的往来信件当作补充教材在课堂中分发。

　　我在课堂上也会鼓励自由探讨。其实，中国有很多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他们教学的自由。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

　　《新民周刊》：确实如此，什么样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人才。

　　葛剑雄：是的。不过，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的。

　　从晚清以来，不少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想把自己的真理普及他人。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加了一句，“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可能他年轻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跟他的这个方针并不符合，因为他的地位不同了。

　　《新民周刊》：学生们说，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

　　葛剑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美两国缺乏可比性。据我所知，欧美混日子的老师还是有的，还得放到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来考察。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我们还在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英美有这个吗？

　　我们有些课是硬性规定要上的，但是老师、学生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课是毫无意义的。我校也有个老师想开一门课，后来被禁止了。那这是教授的问题么？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正能落实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一个“人”的宗旨，那么很多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

　　现在学生逃课，也有些是根本不愿学。我就收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说他根本不想上那个专业，是家里逼着上的。不上也不行，现在社会不公正，如果他爸不是李刚的话，拿不到大学的文凭，就找不到工作。

　　《新民周刊》：相比那些网课中的欧美教授，现在国内高校，有个性的名师很少。

　　葛剑雄：这个也要分开来看的。有个性的老师，那个中学教师袁腾飞，他的有些话我是反对的。他说“拿破仑绝对是个爷们”，这是给高中生上课么？“爷们”具体内涵是什么？大学的选修课可以，但是基础课，如果我是系主任，我是不允许这么上的。

　　在普通高校，有个性、有才华的老师注定不可能出现。要么他被更好的学校挖走，要么他所在的那个土壤也未必容得下他。这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学校的3208教室以前是发布各种新奇观点的，现在还有吗？

　　在这个体制下，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无论是学术腐败、学风不端，真正的弊端在于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权力比金钱更加容易腐蚀大学。光是金钱，大学还不至于这样，大学经费增加，老师稍微有点骨气，还能抵挡得住。但是权力和金钱一结合，老师们就没有办法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的教育是十分悲观的。

　　葛剑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腐蚀了高校。

　　比如说，中央党校的学历，教育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中组部承认。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党校学历，有本事你去念个正常的学校？重视这个学历，一是没有自信，二是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谁都知道他就是个本科学历，谁敢嘲笑他？

　　“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的高校除了教育的逻辑，还流淌着官场的逻辑。

　　葛剑雄：现在，行政机构掌握的钱或资源不受制约，以至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学术之上。根源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泛行政化”。

　　现在的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位，还不如一个科长。现在一个小小科长都指手画脚，因为他掌握着资源。去行政化，是怎样保证学校有经费，有学术自由。

　　有些人成天谈这个问题，我笑他们太天真了，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你看朱清时去深圳创办南方科大，难得不得了呀！动不动就要去求当地政府部门，行政化只是换了个手段而已。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给他个行政级别算了。

　　《新民周刊》：跟欧美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也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现在都在大惊小怪，说你们大学有钱，其实资金也没有增加到该增加的程度。我们的图书馆，英文书不如哈佛也也就算了，连中文书都输给人家，这说明我们其实没钱。所以，你给我几个亿，我也用得完。

　　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这个项目最后落到谁手中，你以为是评委么？在评委之前首先是一批行政官员。如果这些钱无条件发到学校，校长要去教育部“跑部烧香”？如果校领导无条件地分发到各个院系，我要去跟你磕头、拍马屁吗？

　　《新民周刊》：国外的私立大学也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的大学是被包办的。

　　葛剑雄：现在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就送到外国去，每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就流到外国。如果是能够花钱在中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教育不能包办，只能依靠市场。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容许增加学校，这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有利于穷人上学。有的国家规定，私立学校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让穷人也入校接受教育，或者拿出办学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给教育工程。这样，私立学校完全可以办成最好的学校。

　　对这些学校，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监管它们的教育质量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去限制民办大学的学费，这是不应该的，你给补贴了没？

　　《新民周刊》：现在国内不也在讲“教育家办学”吗？

　　葛剑雄：这又是一个空炮。现状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这到底为什么？！

　　我曾跟中央领导提过，请他们明示一下，到底哪些权归党委、哪些归校长？现在模式不一，得有个条文和规矩。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重建大学精神”这个话题？

　　葛剑雄：不是“重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那会儿，清华的教授拉帮结派，你轰我，我轰你，也是经常的事，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美妙。所以说，即使是教授治校，也要有好的体制保障。

　　我们现在连“教授治校”也不可能达成，最多就“教授治学”吧，各尽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