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周洋“感谢门”又有新进展：一是，政协体育组委员高健等人澄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发表运动员要“先谢国家后谢爹妈”重要讲话时，并未提及周洋名字；二是，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中，周洋终于没有忘记感谢国家，还把“我爸我妈”放到了感谢名单的最后。

把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不管体育总局官员这通言论是否特别针对周洋，认为运动员应该“先谢国家”的思维确实强势存在，并且最终起到了震慑作用。如此说来，“感谢门”已非周洋一人一事，而涉及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即个人自由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本来呢，运动员该感谢谁，该把谁放到前面，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只要发乎内心，出于真情，都不失为一种自由表达，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反之，非让运动员把“感谢国家”放在首位，这无异于以政治标准替代个人选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个人的自由表达权。个中道理说来并不复杂，可为什么还有人会认为，运动员取得成就该首先感谢国家？这大概是因为，有些人从来就没搞明白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这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作过非常简洁清晰的论断。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讲中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番话引来了弗里德曼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这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政府是主人或者神，而公民则成了仆人或信徒，这并不符合一个自由社会关于公民和国家的定义。“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理解了这一点，人们便会发现，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那番话还透着奴化教育的气息。在符合某种政治正确的名义下，长官意志劫持了个人意志，“国家至上”遮蔽了公民精神。而周洋后来修改了致谢版本，还表明个人自由再一次落败于“服从大局”的需要。这是一个共输的结果，“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输掉了民意，“周洋”则无奈地输掉了自己的人格。到这里，无论谁的表现最终都背离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普遍精神。

还不得不说，“感谢门”的多重隐忧及其后果均源自于此。当“长官意志”乃至“国家意志”逼着个人不能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表达，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遍地谎言，以及普遍的人格分裂。近来流行网络的“韩局长日记”，可谓典型例子。这位烟草局局长在同一天里，一边在台上套话连篇地发表年度工作报告，另一边又在日记里写下“今年真是交了桃花运，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体”这类句子。

同样的，当一个人无法真实、自由地表达观点，其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将难以企及公民的境界。1990年，伏明霞获世界冠军后，教练和领队指示她，无论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当她面对“训练苦不苦”、“今年多大”以及“想不想爸爸妈妈”等问题时，她果真严格按照领导的要求作答了。当时美国一家报纸的标题这么描述：一个只会说“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

这件事可以看成周洋“感谢门”的一个前奏，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源流。20年时光过去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体育强国，在政治等领域的惯性思维却似乎一成不变。我们不知道，中国运动员在领奖台上站起来，却在人格上趴下去的局面，究竟还要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