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

　　所谓教育大国，顾名思义，即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口资源、最大量的教育和受教育人口以及相应教育负担量很重的大国。相比而言，教育强国则更为重视国家资源的利用、开发及人均占有的教育质量、效益和水平的高低。就我国学界当前的研究情况和成果来看，大都将教育强国作为与教育发达国家的同等范畴运用，或者用国际广泛应用的关键指标对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加以说明。

　　用指标值来说明，即一个教育强国的人均GDP下限须达2万美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须达50%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至少在12年以上，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须达5%左右。由此可见，仅就上述关键指标值而言，根据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水平和基础，教育强国之路充满艰辛、任重道远。

　　我国的综合国力优势主要集中在丰富的人力资源、充裕的资本资源和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等方面。同时，我国综合国力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包括落后的技术水平、数量严重不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研发经费投入明显不足，造成综合国力上的科技软肋；教育虽有长足发展，但是教育发展状况仍然处在欠发达阶段，造成劳动力质量偏低。

　　教育竞争力在综合国力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核心地位，教育发展是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文化力、科技力和知识创新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正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不断增长的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源能力提高所作出的贡献，使得时代呼唤和国人期待的教育强国之路从此浮出水面。

　　关于教育强国之路，学界专家讨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须达到多少才能支撑一个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进发；二是2050年成为世界教育强国须作何种教育制度创新和安排。

　　就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世界平均值及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而言，OECD国家1998平均值为4.64%，高收入国家2002年平均值为5.73%。而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则严重不足，还处在欠发达阶段。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伴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在教育投入上花大力气突破瓶颈，到2020至2050年可望稳妥地增长到4%，成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坚强后盾。据我国有关学者的计量学研究成果，4%的比例既可以满足2010年以后教育发展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需求，同时又没有超出同期我国的财政供给能力。

　　就国家教育制度的安排而言，我国义务教育制度从确立到全面普及用2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为教育繁荣发展进而迈向教育强国打下扎实的基础。在迈向教育强国的征程中，我国还存在教育财政资助制度过于单一和教育开放不足等制度上的欠缺，成为教育快速持续发展的瓶颈。例如，就非政府教育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来讲，我国非政府教育投入在国际比较中表现为明显不足，2001年三级教育非政府投入比例比韩国1998年值还低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发动社会力量资助和创办教育的力度不足，社会力量办学比例过低。高等教育总经费中非政府投入比例也比较低，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积极主动地从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经验和意识都有待于提高。如2005年度中央部属院校学费占教育经费支出的平均比例约为1/5，而地方院校则日渐表现出对学费的严重依赖，地方院校的该比例平均值为40.6%。

　　为回应时代要求，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不仅须向全球开放，还要向民间开放，向企业界开放，努力建立起多元融合的教育体制、以多样化资助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教育财政体系，以及发动公民个人、社会力量共同办学、共担教育强国大任的办学格局。同时，基于我国内地各区域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现状，鼓励和促进一部分地区先行步入教育发达阶段，提高追赶世界强国的效率和积累必要的经验，一定程度上可适时获得以点带面的辐射联动功效。同时，对落后和欠发达地区加大教育资助的力度，也将有助于提高追赶世界强国的效率。

　　以构建创新型社会和提高知识创新力为核心的强国目标，意味着作为后起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是教育优先、人力资源先导模式。借鉴有关后起国家追赶先进国的经验和规律，国家将发展教育事业放在优先战略位置，花大力气投资办教育，推动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快速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和提高“人口机会窗口”的回报率，势必推动科技人员数、发明专利数、高等院校高科技成果转让的规模与效益等获得突破式发展。只有走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