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最有效途径和最广阔平台

　　□邢兆良

　　《南方周末》1月28日的长篇报道《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指出，以教育立县的国家级贫困县甘肃会宁县遭遇困境，会宁县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1亿元，需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会宁县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读书脱贫”的希望渺茫。

　　这种状况令人担忧。10余年来教育领域的一些改革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从钱学森之问到各界议论，社会对教育的现状不尽满意。如何理性地思考和探索教育改革，亟须全社会关注和认真对待。

　　笔者以为，必须用刚性的法规和制度保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有效落实。对于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贫困家庭来说，教育是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最有效途径和最广阔的平台。所以，对他们来说，教育远比住房、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更为重要。各级政府的决策和行政理应将教育视为最大的民生问题放在优先、重点的议事日程上。

　　由于学生的家庭出身和所处地域的差别，在享受教育资源的优劣和多少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各种教育资源配置的倾斜和具体政策的安排，不断地缩小这种差距。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又无奈地成为社会的共识，子女的上学与就业比拼的是父辈的能量，社会的贫富差距由于教育的不公平得以继承、延续和加剧，这种发展趋势使得教育问题成为公众非议的热点。教育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的缘由也正在于此。

　　如何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

　　文/朱四倍

　　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找到好工作，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经验。对社会来说，是进步还是倒退？是该警惕还是无睹？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并不仅仅是无背景者的落寞，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显现。背景决定就业是人情本位和能力本位的错位。当个体的命运不依托于努力和奋斗而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时，恐怕很难得到我们的一致认可吧？在一个日益严重的文凭社会，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命运产生着强烈的影响。那么，在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当下，家庭收入不平等，通过子女教育消费渗透进子女教育的不平等，借助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器功能，教育不平等便直接转化为社会不平等。长此以往，经济、教育、社会三种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际之间相互强化、不断传递，进而导致社会分层的代际复制和自我强化。家庭背景成就业筹码就是这种代际复制的固化，也是一种错位。

　　公平竞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持有的基本理念，如果一个大学生还停留在依靠家庭、父母找工作的程度，不但意味着教育的失败，恐怕也意味着个体在现代社会立足应秉承的基本素养还没有形成。社会出身和教育显然被作为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两个决定性因素。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知识化水平日趋提高以及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界限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因此，对于社会成员要实现他们向上流动的梦想而言，理想的决定权是在他或她所受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取得的优势。但是，当这种趋势被固定在一定空间，并通过这种空间———“家庭背景”来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并实现阶层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想要的吗？

　　更应指出的是，当下，我国相当一部分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大幅减少，而阶层的代际传承性开始显现。在笔者看来，家庭背景成就业筹码将加剧这一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