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处于物质化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时代。而物质化的世界必然会改变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纽约时报》报道称，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40万新生的一项调查显示，1971年时，大约37%的人认为“经济上非常富有”是重要的或者非常重要，而73%的人则表示“培养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哲学”是重要的或者非常重要。而到了2009年，这两种价值观近乎颠倒过来了：78%的人把财富作为追求的奋斗目标，而只有48%的人表示要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

这样的数据明确告诉我们，时代变了。就高等教育而言，人们上大学的目的也在随之变化。但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教育的目的能不能变？大学的使命能不能变？高等教育的价值究竟何在？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在的大学生及其家长，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关注大学毕业之后“能干什么”的问题。因此，学生一踏入大学校门，自然而然要求学习实用性强的专业和技术，对于那些“看不出来有何用处”的人文学科，总是难免怀疑其价值所在，这一点，中西皆然。

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一点是，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已经十分成熟、非常完善。而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才不过百年的历史，而且又是成长于战火不断、纷乱复杂的20世纪。若稍微回顾一下中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的成长史，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内外战争不绝，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有西南联大的出现，真可谓奇迹。而后50年中的前30年，高等教育起起伏伏、一度中断。应该说，一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中国的高等教育才逐渐走向了正规。算起来，这个阶段也不过30年的时间。而我们都知道，这个阶段，恰逢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

正由于此，若以中美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之间在高等教育的观念上有着很大的差别。美国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通识教育历史，其坚定地培养“人”、培育人的“品性”（character）、打造理想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信念，已经成为大学教育坚不可摧的基石。这一点，即便在当今物质化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都很难对此有所撼动。

而近3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则不同。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后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无不以要为国家快速发展输送有用的人才为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更是突飞猛进，对有用之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诉求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的大学难免要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了。实事求是地说，从长远看，这样的培养目标存在着重大问题，但就当下中国急需人才而言，也难以加以指责。

既然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国家急需人才、大学着重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理学院的说法，或许对我们的教育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我们的社会多么发达，我们都必须反省人生，甄别善恶，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有用之中辨别出高贵与美。”

是的，在当代社会，讲“实用”或许没有错，培养“实用人才”也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作为高等教育者，至少我们还可以教给学生，要学会“从有用之中辨别出高贵与美”来。

在我看来，所谓“从有用之中辨别出高贵与美”，就是要教会学生：面对物色苍茫、物欲横流的世界，要擦亮眼睛、头脑清醒，学会从我们身边发现人性的曙光、人性的美、人性的尊严……

无可否认，现实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记住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的话，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事实（faCTS）塞满大脑的过程，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冲破头脑中现实的束缚至关重要。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人的教育与影响应该是深远的，而不仅仅是对青年人的当下产生影响。

因此我认为，针对当下的高等教育现状，让学生学会“从有用之中辨别出高贵与美”，应该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种共识。